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 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依赖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系统性的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将步履维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高新技术成果顺利转化。然而，传统科技管理体制部门利益、条块分割所造成科技与经济脱节现象依然严重，旧观念、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严重阻滞和减弱了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技创新活力。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变迁，实现科技进步与创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激励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和知识创新体系，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银纯泉，2003）。
（一）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产权是构成制度框架的重要元素，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其制度安排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点，产权结构是有缺陷、无效率的，缺乏激励和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影响了市场机制原动力作用的发挥以及知识运营家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必须重视产权改革，打破现行制度环境下科技成果产权界定的不明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是对创新权利的一种变相剥夺）和行政划分产权的陈规，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益分配原则，放手由创新和投资者根据成果开发和应用的实际进程协商解决科技成果产权分配问题，实现参与各方责权利关系的对称（刘溶沧，2006）。当改革进展到深层攻坚阶段以后，产权改革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以便为制度变迁扫清障碍。
（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诺思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是国家机构的代理人，政府代表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并最终对经济增长或衰退负责。可见，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考虑到科技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只是扶持和服务，其行为必须界定在“市场失灵”领域，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最终还要靠市场化运作将成果转化为产业。在基础研究领域，政府应加大投资，通过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反不正当竞争、市场建设等方式，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规范的手段实施，避免因“市场失灵”而造成我国基础研究下滑；在技术开发领域，政府应强调依靠市场的力量，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样，政府才能最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三）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科技成果转化
诺思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注重意识形态作用的观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肯定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认识到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中，还存在着众多不利于转化的制度安排，必须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变革。在制度变迁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跟着发生较大的转变，需要更大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借鉴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发扬以往注重道德伦理因素的优良传统，重视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渗透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方面面，以减轻改革的摩擦，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变迁的过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是世界竞争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表现科技成果（特别是高技术成果）转化数量、质量和转化速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程度及其市场占有率的竞争。2、科技成果转化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而只有把作为第一生产力重要体现的科技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3、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新技术的产生并不等于新产业的形成，要使科技成果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形成规模效益，就需要科技工作者与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定有力措施，创造有利于成果转化的环境条件，加快成果转化的步伐，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作出贡献。科技成果转化不能单单为了转化而转化，最终是要面向市场的，这就需要专业的第三方，从中斡旋，提供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广东文华氏生物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提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囊括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评价材料提交、评价材料审核、评价专家遴选、评价报告查询等服务。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学者从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风险投资机制创新
赵达薇（2004）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提出只有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体系，才能弥补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筹资能力、国家财政支持、私人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资机制来保证风险投资资金充足。张兴隆（2000）进一步认为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能够激活资本运作市场，疏通融资渠道，使风险与权益有机结合，变过去那种单纯的融资形式为投资、监管、参政议政有机融合的机制。这样一来，对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论证更充分，评估更客观，结论更准确。项目各方一旦达成共识，成果的转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张璞、张学东（2001）认为风险资本是适应高新技术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而成长起来的融资工具，通过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可以解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以风险投资基金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挥民间力量，使风险投资来源社会化，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企业集团向风险投资公司参股，活跃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提高项目评估、会计审计、法律咨询和产权界定等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信誉，发挥他们在风险投资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除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以外，我国还应建立一个全国性集中管理、统一监管、规范运作的第二板块市场用以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为风险资本提供多层次的上市与退出投资渠道。政府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引导，通过特别法形式，为风险资本运作提供特别的法律依据。政府还应运用税收杠杆和优惠信贷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为风险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胡薇薇（2006）对此持相同的意见，但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针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科学评估体系，评估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和收益，以减少风险投资企业的盲目性。
邹东俊（2002）则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指出，高校应与风险投资公司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伙伴关系。这样，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可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高校在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资、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二）构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
鉴于知识产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较丰富，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对策建议。
曹钦润、蒋美仕（2004）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障碍的本质是人为的社会体制或制度与科技发展内在客观规律之间冲突的具体体现，可以综合运用《财政法》、《产权法》及其他相关政策配合引导和开拓市场，通过市场自动合理配置科技研发资源和推动研发过程的良性运行，促进资本与技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从而实现官、产、学、研、商的一体化。
杨萍、张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产权边界清晰的基础上，科技成果的产权边界清晰将有助于科技成功产权所有者获得合理的回报，增加科技项目研发的投入，也更有助于风险资金的进入。在科技成果的产权界限明晰以后可以通过科技成果的产权登记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产权信息公布，这必然有助于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认为我国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知识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没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和形成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专利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整体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对专利战略的运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加强专利战略管理的组织建设专业人员的配备和培养，以促进企业专利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选择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并改造一批传统产业；对高技术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从以发表论文数量与水平为主转变为以获得发明专利为主；将使用权和收益权更多地让利给承包单位和发明人，以利益机制调动专利发明人和实施人的积极性；建立支持海外专利申请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国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保护，通过采取一系列税收减免制度和专利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带动企业开展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活力；建立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合作共享机制，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使用；通过产权流动组合机制，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多渠道、多投资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动力机制的形成；加强专利信息发布和交流制度建设，促进专利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专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过对比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激励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还有完善空间。建议从下列几个方面完善：完善知识成果产权归属制度，对《专利法》、《著作权法》中“职务成果”与“非职务成果”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并增加可操作性，以解决科研单位与科技人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益平衡机制。降低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的期限，切实改变申请专利人的时间成本过高的问题。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股权化的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投资的定义、种类、作价方式、出资比例、出资方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规定，以激励科技知识成果的迅速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中增设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为科技创新主体及权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赵达薇（2004）从分配的角度讨论产学研联合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出在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中，多以技术转让的一次支付方式为主，这种分配方式难以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不利于产学研联合的良性发展，建议逐步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实现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使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多寡、项目进展主动权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从知识产权发明者的角度出发，指出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要建立专利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科研成果要多方筹集经费，积极申请专利，形成专利创造、保护、应用体系。考虑到专利等知识产权对科技人员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可以根据《合同法》和《专利法》的规定，约定单位与科研人员个人知识产权的权属比例，进行有效的产权分割，通过明晰产权，为专利成果的有效转化打下基础，还可以防止科技人员对分配方式的不满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钱锋（2011）则从专利权质押融资的角度建议政府建立专业权威的技术评估机构以防止不同机构对专利权价值评估的结果差距较大。尽快制定专利权质押贷款政策及其相关的评估、流转、担保、贴息等政策，构建相应的运作平台、操作规程和专家库并设立专利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银行发放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郭百涛等（2003）则指出了专利文献的重要性，强调专利文献是集技术信息、法律信息、经济信息于一体的信息载体，蕴藏着巨大的战略信息资源，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可为国家的科教兴国和技术创新工程提供战略决策依据，促进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三）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创新
制度会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促使相关各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主要有下列观点：
伍湘（2002）认为我国科研和生产两分离的现状使高技术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应实行政研分开，鼓励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进入企业，或按企业化方式运作，以缩短科学、技术、生产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潜在生产力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张璞、张学东（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属的企业存在股本结构过于单一、企业体制运作不够规范、企业资产界定不清等问题。建议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制，少数大型科研院所可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经营与产权管理。对于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转制成科技型企业，或直接进入大企业集团，或转变成面向企业面向市场进行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咨询、技术培训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或成为中介服务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梅昌超（2003）认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忽视科研成果市场开发前景的评价体系导致科研与市场脱节。建议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对大多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减少政府拨款，实行技术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场；发展技术市场，推动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脱离，研发、中试和成果的产业化相分离的现状，推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分流与重组，鼓励科研机构转制或进入企业；国家直接评价体系范围缩小，主要用于“直接控制项目”，鼓励理论型研究；建立市场评价体系，用于“市场主导型项目”，主要以成果转化收益和社会评价形式出现；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把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作为研究机构的科研立项、经费投入和评估的重要指标。
谭华等人（2010）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优质的，为提高科技成果的质量，应对那些技术先进、应用性强、有明显经济效益并能自创条件尽快完成研究任务的选题在立项、申报予以倾斜；在项目研究进程中，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督促；在成果鉴定时，严格按程序执行成果鉴定，保证鉴定质量。除此以外，要正确确定科研投资的比例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强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促进成果转化，又要保证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后劲。要彻底改革科技立项、科研选题、课题组织、成果评审及职称评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项目立项选题，要立足和面向市场，一切以市场竞争力、市场效益、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技成果的评审，要抛弃完全由“专家评审”的弊端，建立起“专家评审”与“市场评审”，“用户评审”和“管理评审”相结合的新机制，真正实现科技成果评价、管理与生产应用和市场经营的内在结合。
（四）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制度创新外，很多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建议。
王水平、蒋寒（2005）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技术市场发育仍不够完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成长不力，经纪技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使得技术市场的交易规模及成交率受到严重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应该进一步完善对技术市场的宏观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并促进技术市场在规模、结构、水平和管理上的发展。推动技术市场与信息、劳务、金融、产权等市场对接，构造全国性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并通过政策、资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技术市场，建立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杨萍、张源（2010）从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会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无法适时地根据供求制定引导性的政策，从而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的“官产学研”一体化链条无法建立的恶性循环。通过交易市场的建立，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寻求资金、技术成果，应用多种组合，始终在科技成果产权流转与整合中保证获得最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