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子街的形成由来
专家们从族谱中记载各姓氏迁出的时间上分析，瓦子街存在的时间应该在明朝的洪武至万历年间（1368—1619），地点便在上杭老县城范围的某一区域，也便是宋朝时的郭坊村。宋时，县衙附近的北门街曾经是繁华的商业街，庶民紧靠北门街和新街而居。庶民筑房，烧砖烧瓦，便近取土。“断砖可用，碎瓦弃之”。人们在这片废墟上天长日久地踩着，便成了“瓦子坪”（客家人口语中有“瓦子坪”的口头禅），坪上又盖起了民房，成为“瓦子巷”、“瓦子街”。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地名逐渐被新的地名取代。而逐步淡出了当地居民的记忆，而外迁的人们在追根溯源的传统中，固化了“瓦子街”的渊源，当他们源着族谱溯本时，故乡的人们只能茫然以对。幸好这些有心的客家后裔唤醒了祖地上杭的记忆。
在流芳之后，是《时雨记》碑。《时雨记》碑，是公元1558年（明嘉靖三十七年），上杭建文成公祠时，立于祠内的一方石碑。碑文由王守仁手书。立《时雨记》碑是纪念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 王阳明是公元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来到上杭的，是为铲除漳寇之乱，奉命驻扎在上杭县城。他进驻上杭之后，办了二件深得民心的实事：第一件，是建浮桥。他看到百姓过往汀江极不方便，于是选择了南门的一个渡口下方（现阳明门附近）建起一座浮桥，史称阳明桥。第二件，是为百姓祈雨。这年三月当地恰逢大旱，他替老百姓祈雨。果然，“雨日夜，民以为未足，逮四月戊午班师，雨，明日又雨，明日又大雨，民乃出田。”喜雨之后，他应乡绅之请，欣然将行台内“清风亭”改为“时雨堂”，并作《时雨记》。当他登上城南之楼，看到百姓忙着春耕，田野是一派繁忙的春耕图后，心情大悦即赋诗《上杭喜雨》三首。其中一首写道：“山田久旱俄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莫谓可塘终拟险，地形原不胜人和。”从诗中，游客可以想像出当时他兴奋与激动的程度。[8] 王阳明虽然在上杭驻扎时间很短，大约才三个月，给上杭百姓却留下的“仁政”影响却是长久的。“政声人去后”，王阳明的名字在上杭瓦子街长久地留了下来。2009年3月，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上杭县政府承办了《王阳明与上杭》的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欧亚大学副校长王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等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王阳明为民办实事的品行在上杭得到了推崇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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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子街，是客家民系祖居地龙岩市上杭县旧地名，至今还铭记于上杭外迁的客家后裔心中。
《上杭县志》《上杭县地名录》等文献并无“瓦子街”的记载，寻找“瓦子街”，成为当时众人关注的地方。经探讨，专家学者们提出：据民间口头传说，在县城有岭子头上（今泰阳广场南侧）、雷坪里、居仁巷与杭中路之间、岗背街（今人民路中段）、今人民路北段以上至和平路一带和解放路东段等近10处，有过去曾称为瓦子街（巷、坪）的地段。 现在来看看“瓦子街”是怎么形成的。
当地自古以来有句话：“未有上杭城，先有郭坊村”。郭坊村在新街（后改冈背街，现为人民路）以南，与旧县衙遥遥相对。县衙附近的北门街曾经是繁华的商业街，百姓紧靠北门街和新街而居。百姓筑房，需要砖瓦，就近挖窑取土烧制。据说，当时分布县衙周围就有13座砖瓦窑。然而，“断砖可用，碎瓦弃之”。随着出窑的砖瓦增多，碎瓦也越积越多。从此，人们在这废瓦墟上天长日久地踩着，便成了瓦子坪。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就在瓦子坪定居了，盖起了民房，形成了“瓦子巷”、“瓦子街”，成千上万客家人就住在这里。
随着客家人在“瓦子街”安家落户后，县衙搬迁到主街（即大街，现解放路）去了，而且成为上杭最繁华的商业街。包括瓦子街在内的岗背街周围的居民，也逐步向大街周围发展。他们把瓦子街旧房作为香火房，有的改扩建为宗祠，供本姓设灵祭祖。据调查，这里现有温家祠、李家祠、周家祠、张家祠、丁家祠、王家祠、唐家祠、雷家祠、廖家祠、蓝家祠、邹氏家庙等20多个姓氏的祠堂。许多客家后裔从这里出发，到两广、两湖、江西、四川、台湾等地,甚至海外谋生，据说人数发展到千万之众之多。就这样，上杭成了客家民系的一个摇篮，从南宋开始向粤东、闽南等地播迁，是继客家民系宁化石壁之后的另一个“祖居地”。
“瓦子街”这个名字，在多少从上杭外迁姓氏的子孙后代中传承，他们甚至不知上杭，却记住了“瓦子街”。于是，这个名字让外迁的客家姓氏后裔一直记在心中。如今，循着这个名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上杭，寻找自己祖先的足迹，缅怀着祖先开疆拓土的业绩。 上杭于公元994年（北宋淳化五年）置县，是汀州府较早置县的县份之一。境内山川秀美、肥田沃土，江河纵横、灌溉便利，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利于农耕经济，适于客家先民休养生息；汀江和它的主要支流旧县河、黄潭河纵贯全境便于发展航运，宜于客家民系播迁发展。在唐末和宋代是客家先民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
从客家族谱中了解到，在唐末至两宋的几百年间有几十个姓氏先后开基上杭。客家先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中华文化。凭借他们勤劳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建设家园，开发上杭的山区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邑之金山，康定（公元1040年）间产金，至皇祐时（公元1049～1053年），中书备对贡金之数一百六十七两”，至明清时“烟纸两项为出产大宗，旧时岁入总百数十万”。人口也遂年增加。宋元两朝上杭无人口记载，但汀州府的人口数可以为我们作个参考指标：汀州府在公元1085年（北宋神宗元丰八年），有81456户，公元1253～1258年（南宋宝祐年间）增至223432户534890人，在170年间户数增加了2.7倍。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宋朝建县时就设有儒学公署，官府派遣教谕、训导教育学生，民间捐送和官府划拨学租田地，用收取的地租扶助贫困学生和奖掖优秀学生；社会也兴学校创文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民间著书立说、吟诗作画、山歌传唱、龙灯木偶成风，客家文化日趋繁荣。《汀州府志》说上杭：“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实多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