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历史古代东方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区别
大多数在国家统一时经济发展比较繁荣，小农经济发达，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时有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小农经济下的劳动人们有着极高智慧，观念普遍较保守，文化丰富，成就巨大
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约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
而东方文化从先秦的儒家思想开始，也强调用道德理性调节情感，但是，儒家的理性概念不同于西方。它既具有西方理性的内涵，又更强调它是情感之理、人情之理。儒家提倡的五常：亲、义、别、序、信，都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之上的。例如，孟子曰：“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五伦中，夫妇、父子、兄弟属家族亲子关系，其感情是本于自然的，而君臣、朋友属于社会关系，其感情是后天衍生的，伦理生活由家族而扩充为社会，其原型是亲子。由于仁爱感是植根于氏族血缘关系的一种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普遍的心理要求，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个体内在固有的东西，每个人只要自觉到它就能实行它，就能获得满足和快乐的人生体验，孟子继承“仁”的基本内涵，也倡导“仁者爱人”（《孟子·离篓下》），但又有所发展，明确具有道德涵义的情感还包含仁义感，认为“恻隐知心，仁之端也”（同上）。恻隐之心即不忍之心，是人的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典型的是“见孺子入井”后产生的怜悯之心。在实现这一建立在人伦情感之上的道德情感境界时，中国文化比起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特色。
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曾被神职人员和贵族所歧视，因为他们认为交易会产生欺骗。“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贝尔托尔多·达·拉蒂斯博纳……对买卖交易活动持不信任和谴责态度，认为这可能是引起其他人害怕受骗的唯一根源。”[1]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观点颇有些相似。正如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立国之末端。”[2]只是这种歧视商业的行为在欧洲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经济贸易发展所带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大生产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变了商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而中国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除了文化基因的习惯思维外，地理因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被称之为“中原”，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上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自傲态度，另一方面就是反映了中国内陆不邻水的地理状况。文艺复兴在十五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兴起，新航路的开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十五世纪初，中国的郑和曾带领过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并且“二十八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记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八十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3]可为什么同样是新航路的开辟，郑和却没有拓宽出一条发展的出路，而仅仅是增强了中国习惯性的优越感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4]，如果说勇于在海上开放可能性的欧洲人在水上吃到了甜头，那么我们暂且称他们为“智者”，而作为靠山立业，崇尚“难得糊涂”的我们又明显的具备“仁者”的文化基因和价值标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从复兴的角度来看，比较中国当代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似乎传承的得心应手，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在当代自身的浮躁和妄自菲薄中变的摸棱两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从内容上来说，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古籍中贯彻的人文思想与十四世纪欧洲进步知识分子的改良方针具有同一性。十四世纪欧洲的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引发文艺的共鸣，就是因为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符合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所以作为强心剂的角色出现。
就古代遗址的发现来看，中国建国后的几次大的考古事件虽然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学术价值，但文物的大量出土没有在文化上唤醒突破性的文化元素，主要是因为发掘出的文物以封建意识为精神基础，与当代建设的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天人合一与环抱主义以及和平的思想与反恐等世界主流思潮是相一致的。这些精神存在于古籍之中，更游离于精神传统之内，如何隐性的发掘这些优秀的精神财富并古为今用？成为了当代中国文艺复兴之萌生的文化底气，若想真正良性的发挥中国文化优势，这几个方面是唯一的选择。
二，社会思潮中的主流思想与文化的对接上有区别。
首先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文艺，包括它们所处在的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真正的文化、文艺在我们这里总是先锋，却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总是脱节的，甚至往往是相悖的。为什么我们总落后于西方？当生产总值这一硬性的指标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开始为了达到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开发资源，我们没有钱就拼命搞，我们没有商业就疯狂的要，再经过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中国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可能会暂时满足，当享乐的什么都到手了，我们是否才能想起文化？那时人们会觉得更加的空虚和不满足。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文化落后的状态下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即使我们的生产总值可以继续增长，但我们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社会隐患会更多，因为我们的文化仍然是缺失的，那时候我们跟其它民族又能比什么呢？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讨论的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迹史，并且长期在内部调节和外部适应当中发生作用。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先锋文化的肯定很容易产生心态上的优势，进而潜移默化的转变为启蒙主义的口吻，这是否又会形成变相的文化强权？
于是这种不对接多引发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中国辨证的看待精英主义？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与中国大部分的文人一样，都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在方法论上却有一个明显的分歧，便是福泽谕吉一生不愿做官。他在自传中写道，“只希望能用什么办法使一般国民走进文明开化的大门，以便把我们这个日本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5]综观现在的日本，这种美好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了实现。而这种“文化救国”是否同样能在中国通行？这里所提出的“一般国民”这个概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一个国家中，代表最普遍文化素质并且体现最原始的文化要求的群体是谁？正是这个所谓的“一般国民”。而这个普遍的文化素质和原始的文化要求实际上正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能接受的底线。从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摸索出这么两条经验：一，如果一个国家的底线文化得不到提高，那么先锋文化飞的越远，这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就越不健全，文化体系就越不牢固；二，作为体现文化底线的“一般国民”，一个国家综合的文明程度，更多的是在这个群体上得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