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如何应对清末新政的呢？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关于慈禧究竟是保守还是开明，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既与她的成长环境、知识积累有关系，又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任何带有绝对性的结论，都会失之偏颇！
慈禧出生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从小就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进宫之后，她所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更加宽泛，约束也更为严厉。毫无疑问，慈禧的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慈禧在咸丰二年(1952年)被选入宫，那时她才17岁。从此以后，她难以接触日益变化的现实，“她足不出京，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茫无所知，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只凭京师和各省大臣所上的……报告和奏折来判断。”
所以，慈禧的政治态度中具有保守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戊戌年光绪帝要求变法，慈禧许可的前提是“无违祖制”，“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在清末新政时期，慈禧对兴办女子教育，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仍不以为然。1908年11月傅增湘曾为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的事情，向慈禧请示，“太后问：汝曾办女学堂，究竟如何？闻成效颇好！对：在天津创办女学三处，又办女小学八处，……成效颇佳。太后曰：女学生规矩最紧要，以后当益加奋勉，务要整齐严肃。又问：学堂科目如何？对：……。太后曰：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
由此可见慈禧对西学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时人亦曾记载：“近日慈圣大不以学堂教科为然，召见京察各员，无不垂询学堂，甚至拍案厉言：‘经书乃为人之根本，何可废弃？’又云：‘私立学堂必较官立者为愈’”。
并且：“如果谁想更改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那么慈禧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清宫禁二年记》中有着诸多的例证来说明慈禧这种保守的性格。如慈禧在1903年即新政举办后两年仍旧认为：“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并且说：
“中国礼俗，素称文明，今以不及者为代，非智者所为。”西方的礼俗是不及中国：“彼西人者，依其习俗，固和蔼且恭谨。惟其礼仪，则不能与吾途并论。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盖中国俗尚，吾深佳之，终吾之身，颇不欲其或有更易。”
另一面，慈禧的性格中亦不乏开明的表现。洋务运动，慈禧给予洋务派以很大支持，赞同洋务派的洋务主张，重用洋务派进行革新活动，甚至有学者指出，“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和决策者”。
戊戌变法之初，慈禧也默许了光绪的改革活动。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在各方面都展示了其开明的一面：慈禧愿意接受西方事物(这将在下文提到)，让女官德龄替自己翻译西方报纸，建造宫殿参用西制，殿堂中之陈设也“悉用西式”等等。当然，新政启动和向立宪政治转变，则更是其开明的显著表现。
慈禧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现出的开明，其原因之一在于她受到的传统教育很有限，这虽然给她带来学识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灵活性和应变性方面的好处，行事不那么循规蹈矩。她没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不可违背的准则和坚定的信仰。传统虽然对她颇有影响，但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整套的理念。慈禧对传统的遵循是“服从”作用的结果。
传统并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种自觉性。因此慈禧才做出了许多反传统的事情，她没有像顽固派那样，坚决地排斥洋务运动等新生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研究者所言，“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西太后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何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慈禧受着环境、传统观念的制约和眼界的局限，她保守的一面比较突出；但是她在具体的决策中又有相当地灵活性，表现出开明的一面。慈禧的这种政治态度，影响了她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应对措施，对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慈禧太后政治手腕堪称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自身的绝对权威，清朝因为她的能力而续命数十年。她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可以说她保守，但在实际政策中又比较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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