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9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 1840∼1919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轨迹
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1.学习西方器物阶段：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
2.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西方政治制度。
3.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
1840—1919年，这个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西方的学习。
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以西方“坚船利炮”为核心的西方科学技术,为物质层面的学习；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主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为变革社会上层建筑形态的学习；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第三阶段，主要学习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西方精神文明,为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层面的学习。这三个阶段向西方学习表现出三个层次.即：技术成果(器物)，物质层；相关社会支持系统(制度)政治体制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层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从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外在“器”、“ 技”方面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序幕。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以实现强兵富国的梦想。然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仅仅移植近代的科学技术，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了它的失败。 进入19世纪六十年代，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内忧外患，出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和丁日昌等地方实力派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开明的地主知识分子，怀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心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他们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军事工业,以“求富”为口号,兴办民用工业以实现强兵富国的梦想。学西方搞洋务，其目的是要维护清朝统治,但在客观上催生了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为后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走上政治历史舞台做了物质准备,其意义是重大的。 （二）甲午战后——辛亥革命 甲午中日一战后，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切的感受到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真正救中国，在进一步的探索中，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器”、“技”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才是致使西方富强的根源。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行程已从器物层次推进到制度层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纲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取代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北洋军阀的专制使民国成为一块招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终成泡影，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陈独秀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和封建主义做斗争,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儒家传统观念,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等把斗争锋芒直指封建正统思想，宣传西方民主科学。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宣传社会主义，以俄为师，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知识分子掌握了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科学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前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1、“中体西用”时期——器物层次的近代化
如同一切面临着近代西方挑战的民族一样，渴望富强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选择无疑与中国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人最初只承认“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而意识形态优于西方诸强。因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因而提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在器物技术上学习西方，但在其他主要方面（如制度及意识形态）仍坚持大中华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阶段叫做“中体西用”时期。器物层次上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从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外在“器”、“技”方面的差距,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序幕。然而,真正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的却是二十年后的洋务派。1861年1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以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为代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们以采西学、图自强为武器，主张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开始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但是,洋务派的学习以“中体西用”为宗旨,试图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体”上,移植近代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的丰功伟绩“灰飞烟灭”。甲午一仗，彻底毁灭了中国人刚刚树立起的一点信心， 同时也标志着“中体西用”的彻底失败。
2、改良和革命时期——制度层次的近代化
甲午一战,堂堂大清帝国竟在岛国日本面前一败涂地,引起了人们的深省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痛切地感到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救中国。他们进一步探寻西方致富致强的本源, 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器”、“技”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终于知道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他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以政治民主化推进经济近代化。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行程已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的君主专政制度。继而维新变法兴起。维新人士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强入手，大力提倡“新学”、“西学”，极力宣传“天演论”、民约论，宣扬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破除千百年自尊自愚的恶习”。然而，由中国社会上层资源推动的社会变革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1898年的“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中国社会变革的上层资源的中断。
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有走暴力革命这条路。踏着“戊戌六君子”的血迹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以民主共和取代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然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被袁世凯窃取,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践踏民主,独裁专制,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中华民国成了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
3、文化启蒙时期——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前此的近代化过程再次进行深刻的反思。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辛亥革命后严峻的政治现实,经过苦苦思索后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民主共和之所以得而复失,是因为国民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和提高,没有认真进行民主共和的思想教育,没有深入批判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没有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他们意识到:没有文化观念的更新,便没有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民主化,也就没有经济近代化。于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以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凭借着广收并蓄的与“中学”时有冲突的“西学”知识，以及一颗颗赤子之心、报国之心，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的反封建专制及其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一恢宏的运动极大地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真正终结了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同时，国外的思潮源源不断地输入，在中国激起了主义的狂潮，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
理性的觉醒,对西方“现代性”认识的深化,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和探讨,对传统文明更深层次的批判和扬弃。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真正启蒙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