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近代化? 解释一下什么近代化？
作者&投稿：原万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什么是近代化~
关键词 清前期 近代化 社会转型 观念变迁作者高翔,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
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ò陨缁峁勰畹哪持直涓镂�疤帷2恢厥佣杂胱时局饕迕妊棵芮邢喙氐奈幕�侍獾难芯?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
在对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笔者将对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粗略考察。我认为,在这两百年中,中国社会在晚明时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观念领域,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二、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关系的权威工具,而且还直接干预着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流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
清前期中国政治的演变具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逐渐严密,到雍乾时期形成了空前严厉的极端君主专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趋势。这一趋势在清代十分明显,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
清前期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放松,从清初即已开始,到雍乾时期更加显著,其突出表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弊政,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贱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贱的底层民众获得解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记载说: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
事实上,当时被除贱为良的远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被开豁为良,七年雍正帝又亲自下令改善广东�户处境,宣布�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不可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下令准许�户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尽管清廷的开豁政策不是十分彻底,但毕竟使持续数百年的丐户、乐户、�户、伴当、世仆之处境获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加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历史的进步。�
18世纪人头税在事实上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
迁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迁徙权获得明显扩大。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明代甚至因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清代,这一传统被打破了。尽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对百姓的迁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执行。例如,清廷表面上严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就"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甚至对历来实行封禁政策的东北地区,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变政策,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处虽号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百姓迁徙自由的扩大,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无地少地民众迁往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开发,边疆地区农业获得发展,工商业、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经济、文化、社会景观和内地出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镇地区,特别是中心城镇地区,使清朝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工商业因此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商品(包括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清廷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进行严格干预。尽管清朝统治者重视教化的推行,强调"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这在执行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能简单地以文化专制主义或文字狱一言以蔽之。总的说来,清廷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统治,一般不进行太多的干预。像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请查禁《水浒传》,为清廷采纳,但"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称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亦竟属托诸空言,以致愚民全无儆戒,重罹法网"。安静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为政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生活。康熙时李光地曾说:"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康熙帝反复强调:"苟于地缴�?虽清亦属无益。"并称:"朕尝访问民间,据称贪官亦无杀民取财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从安静自然的立场出发,清朝对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等现象,均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饬措施。康熙帝说:"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又说:"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此类(指严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强调"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尝说:"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揆之于理,移风易俗,究以从容不迫为贵。"福格说:"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衣冠��,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逐其鄙陋之欲矣。"�这种顺其自然的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较长时间里享有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理学官僚),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试图整饬风俗,但一般都难以长久维持。像雍正时,著名理学家朱轼任浙江巡抚,"严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结果颇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然不得意"。及李卫为总督,一切又恢复如旧,"一切听从民便,细民益颂祷焉"。政府对社会干预面的缩小,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还需指出的是,清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强制,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例如,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改善下层民众生活,清廷曾有意识地兴办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大兴土木,使"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至于对物价的调节,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所进《请禁采买短价疏》,即充分显示了清朝通过市场调节处理粮食库存问题的水平。清朝粮食储存,素有存七粜三之例。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售粮,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在秋成时,收购粮食,充实仓储,防止物价暴跌,谷贱伤农。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政府行为。尹继善在疏中针对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弊端,即青黄不接时,各地纷纷粜三,秋成时,又纷纷购买,反而导致物价波动,"致妨民食",提出应采取措施,完善这一体制,进一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和物价情况来决定政府行为。尹继善建议:"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须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尹继善这道奏疏诚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明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涉及官府,还是涉及民间,都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意味着民众在经济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经济利益也能获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
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
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
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
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
四、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在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这一变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纪,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宋明以降,程朱理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经理学家们片面宣传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教,成为垄断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即"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以致文人学士,成为"宋儒之应声虫"。冲破理学说教之束缚,就成为清前期社会观念走向多元、迈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顺康时期主要是批判陆王心学,与此同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过程。降至雍乾之时,随着汉学的兴起,反传统思想家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正统的程朱学术,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实证的方法,对理学家所宣传的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导致了理学的全面没落。此后,理学在士林队伍中的影响急剧削弱,即所谓"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人们追寻"圣道",研习学问的途径随之发生了变化。孙星衍说:"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则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书,次则汉儒传经之学,又次则为唐人疏释,最下则宋人语录及后世应举之文。"排宋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帝王教育活动。乾隆皇帝感叹说:"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可以说,持续数百年的理学的真正衰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复兴之势,甚至像清初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主张人性自由,是清前期伦理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汉学大师戴震愤怒谴责理学"以理杀人",他指出:合理的学术,合理的社会,合理的政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达情"为核心的伦理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传统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在袁枚看来,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脱离人情谈性,脱离人情谈理,都违背了圣贤学问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袁枚对情、对欲的重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清朝统治实际结合起来,从尊重人情的角度出发,袁枚认为朝廷用人行政,均应以适情、达情为准则,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说》一文中,袁枚明确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尊重人之情欲为基础。他说:且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礼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识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强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在主张独立思考过程中,清朝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疑经之风,即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批判,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袁枚明确指出:学者绝不应当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而应相信疑经非圣人所禁。从治学"求其是"的立场出发,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学习板块的说明
（一）确定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基本原则
中国近代史作为初中历史课程的一个学习板块，在总体内容的把握和学习主题的确定上，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突出历史发展的时段性主题。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的目标和《标准》使用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是本次历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而对于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来讲，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确定学习主题的问题。我们在对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分析时感到，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学科体系严密、内容繁琐、面面俱到的现象较为突出，它几乎是高中乃至大学同类历史学习内容的缩写版，其优点是有助于扩展学生的历史知识面，但这种高容量的知识内容也必然造成学生死记硬背、被动接受的现象。因此，必须打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按照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和《标准》要求，以学习主题的形式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学习内容，而这也有赖于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总体把握。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所打断。为了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控制和干预，中国在实际上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同时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它表现为从封建经济的缝隙中逐步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却是与封建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由此，资本主义成为中国近代的前进方向。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迫使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模式，挣脱出自然经济发展的轨道，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条鲜明的主线：其一是外国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抗的主线；其二是中国近代化的主线。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争中，强国之梦是无数志士仁人始终不渝的志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里，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化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如果把反帝反封建当作前提的话，近代化就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虽互为表里并呈现出相互缠绕交叉之势，但在不同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历史的发展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在兼顾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设置了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的七个学习主题，即“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近代化的起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经济和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同时，设置这七个学习主题，也有助于突出学习重点，使学生易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从而有利于改变原有中国近代史课程内容存在的头绪繁多、面面俱到的现象。
需要提出的是，为了使广大教师便于把握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思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的开头部分，用楷体字对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基本构架进行了线索描述。这一部分内容的阅读对象是教师，它不属于学生掌握的范围。
（二）中国近代史的学习目标
在确定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设定的基本原则后，按照《标准》的课程目标要求，我们从知识教育、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三个维度，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学习目标做了规定。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础知识教育目标，《标准》的要求是：“了解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它包含了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层次的要求，即学生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既能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现象有所了解，同时又要在了解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说前者指的是孤立的、单一的具体史实，是历史上的点的话，那么后者指的就是历史上的线。需要强调的是，对广大初中学生来讲，了解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应该是本时段历史学习的重点和基础，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结果和升华，是学生能力培养的内涵之一。基础知识教育目标中的这种层次要求，只凭一节课或一个学习主题的教学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教师在将内容标准中明确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讲清楚、讲明白的前提下，注意引导学生将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观察和考察，从而使学生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能够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变化，初步了解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基本特点。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习的能力培养目标，《标准》的要求是：“能够初步阅读、理解和归纳一些基本的历史材料，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能力目标培养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初步阅读、理解和归纳基本的历史材料”属于历史学科的基本技能之一，它相当于以往我们所说的历史能力目标中的第二层次，即“理解”的层次，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学生能够学习阅读和整理历史材料。历史材料既包括历史文献、文物、图片、音像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历史教科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分清历史史实与历史判断，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要引导学生学习处理历史信息的一些基本方法，在适应其自身认知特点的基础上，学习收集并阅读和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材料，要能够归纳一些基本的历史史实，比较历史现象。第二，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的能力属于历史思维能力层次，这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探究而呈现出的一种发展性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就是能以历史的客观的眼光理解、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它是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内容。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是《标准》所着力强调的问题和初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历史思维能力有着多重层次，“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强调的是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和独立思考，它是学生自己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过程，其重心在个性化的探究过程与知识能力的运用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传授探究和评价历史问题的途径、方法，不仅要使学生知道历史“是什么”，还要引导学生通过他们自己的探究而得出“为什么”，以及由此及彼的知识迁移能力。要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鼓励学生讲述自己对近代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并尊重他们发表见解的权利，同时，要注意防止出现“历史探究＝科学研究” 的那种成人化专业化倾向。
中国近代史学习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培养要求是：“认识外国列强的侵略、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综合国力的衰弱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认识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坚定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不应是孤立的、枯燥的、生硬的，而应是融入历史史实的、充满历史激情的过程，它必须贯穿在历史基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过程之中。
与中国古代史的内容标准相比，中国近代史学习的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是有所提高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在能力培养目标方面更多强调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技能的话，那么在中国近代史学习中就已初步提出了历史意识的培养问题。同时，中国近代史学习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也是与本学段的历史学习内容紧密相连的。教师在把握历史课程标准时应对此加以注意。
在规定总体学习目标的基础上。《标准》还规定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内容的具体目标。共有三个层次的学习要求：
一是识记层次的学习要求。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列举”“知道”“了解”“说出”“讲述”“简述”“复述”等行为动词的内容均为识记层次要求。对这部分内容，只要求学生知道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了解其主要内容并能够通过学生的行为动作表示出来。以“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学习主题之三“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为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只要了解两点即可——英法联军于1860年烧毁了我国最为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至于与这两条史实相关的内容，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具体经过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具体条款等，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威逼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具体细节性的史实等，历史教科书可以进行叙述描写，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讲授，但这并不属于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范围。也就是说，考察一个初中学生是否达到了《标准》的要求，只要看他是否能够表现出他已真正了解了火烧圆明园和沙俄强占我国大片领土的历史史实即可。通过这样的两个历史史实，相信学生自然能够体会到，一个国家的首都被侵略者所占领，其最大的皇家园林被烧毁，近十分之一的国土被侵略者强行割占，对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由此来引发学生的历史思考。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识记层次要求的内容大约占内容总量的70％左右。
二是理解层次的学习内容。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概述”“理解”“说明”“阐明”“归纳”“认识”等行为动词的，为理解层次要求。对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能够对所学内容和概念所体现出的内在意义做出简单的归纳和演绎性的推断。例如，“近代化的起步”学习主题之二“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本条内容标准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求知道“百日维新” 中颁布了哪些主要变法措施，通过这些变法措施来认识戊戌变法（注意戊戌变法与百日维新在概念上的差异）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具有哪些重要影响。再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学习主题之二“了解西安事变的概况，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本条内容标准的要求是，知道西安事变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强敌入侵、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国内局势，来说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走向全民族抗战的作用和意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理解层次并非是要学生死记硬背那些相关的历史内容和知识，而是重点让学生将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此来理解和体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而苦苦探索的艰难历程，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科学素养。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理解层次要求的内容大约占内容总量的20％左右。
三是运用层次的学习内容。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分析”“评价”“比较”“探讨”“讨论”等行为动词的，为运用层次要求。这里讲的运用层次，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说的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原理、方法等完成作业而已，它强调的是更强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和开放性，是学生获得理智能力发展与情感体验、建构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三者合一的学习目标。例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学习主题之七“探讨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在本条内容标准中，学生要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能够初步懂得收集史料和史实的方法，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收集、分析及表达，讨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国内背景，认识中国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持久抗战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对日作战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横向对比的方法，分析抗日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民众动员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异同；也可以运用纵向对比分析的方法，结合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来深切体会抗日战争作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体会出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的意义；还可以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结合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损失展开讨论，提高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的运用层次要求，突出的是体现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三位一体的课程功能，它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更重要的是在知识探寻中激发对历史的兴趣和孕育一种问题意识，让学生亲自寻找并实践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带动整个历史学习方式的变革。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运用层次要求的内容控制在内容总量的10％以内。
二、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分析
（一）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
这是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的第一个学习主题。确定这一学习主题，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与时段性特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的矛盾日趋激烈，中国人民在国势日益沉沦中顽强抗争，这是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本学习主题就是突出了这一历史发展主线，在内容标准的选择上基本上也是紧紧围绕这条主线进行取舍。对历史知识点的选择进行了大量精简，以避免面面俱到。与此同时，围绕着这条历史发展主线，对一些知识点的选择角度也不同于以往，而是根据学习主题而有所侧重，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抗击洋枪队的史实的选取，对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英勇抗击日本舰队的突出，等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这在以往的教学中一直作为重点进行讲授，但讲授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考虑到初中学生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实际认知水平，本学习主题中更注重的是从中外民族矛盾的冲突着眼，强调列强侵略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而非社会性质的演变问题，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易于理解和把握。
在这一学习主题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学习，在能力方面应该能够有明显的历史线索感，能够结合地图，讲述《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并能够对三个条约的异同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以此了解近代史上影响中国民族危机逐步加深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要使学生理解，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着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奋斗，他们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和崛起的推动力。
（二）近代化的起步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外国列强的侵略带给中国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它给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长期高度发展同时又不易变化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和王朝政治以猛烈的冲击，迫使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模式，迈出自然经济发展的轨道，向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论断内容。鸦片战争后，世界在走向中国，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近代化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相比，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背景下，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显得更为艰难和曲折，因此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近代化的起步”。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呈现出明显的层层推进、急速深入的逻辑发展特征。它从洋务派为富国强兵、以图自救而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开始，经康梁维新派发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继而孙中山领导开创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掀起对封建思想文化批判的思想解放运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脚步急促而悲壮，一刻也未曾停留。在这一学习主题的内容标准中，属于运用层次要求的比重相对较大，教师应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之路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知道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认识辛亥革命前后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风云跌宕时期，同时更要引导学生学习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方法，或就个人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如本学习主题之三“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知道武昌起义，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本条内容标准中，须先明确三项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递进关系：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是作为一般了解层次要求提出来的，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作为运用层次要求提出来的，但如果对前两方面的史实一无所知，那么探讨也将成为缺乏史实支撑的无源之水。同时，对于如何开展探讨，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即应通过学生自己的探讨过程来形成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认识，教师主要担负引导和参谋的作用，而不是让学生顺着教师给定的思路和结论来展开，使学生的讨论成为既定结论的注释而已。探讨的落脚点在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而探讨的方法、角度、途径和手段可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
总之，作为一个有较新立意的学习主题，在“近代化的起步”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否推动了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的责任感与自觉性。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兴盛起来，有着一个艰难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涌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与破裂，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一直到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其危难的长征途中，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无数次的挫折之后，独立自主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这一学习主题力图反映的就是中国革命这种艰难的历程。在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中，一般都用三至四个单元、三十多个知识点的容量反映这一段历史内容，此次在设置学习主题时，我们将相关的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尽量使学生通过对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把握，来了解这一历史过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使学生了解中国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概念，许多学生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具体的历史史实来理解这一概念，而不是简单的让学生死记硬背几条结论。其次，在这一主题的学习中，使应注意充分发掘相关的课程资源，如影视资料、文艺作品、历史纪念馆、语文课本内容等，这些资源既可以作为教师教学的参考资料，也可以引导学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使学生对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多样性有所了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水平。第三，通过这一主题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五四精神、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和不畏困难、为理想奋斗的坚强意志。
（四）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因此，它作为一个学习主题，在中国近代历史学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作为一个学习主题，在内容标准的选取上，也有着明显的特点：第一，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这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生存和解放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什么是近代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我想，从广泛的意义说，近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一个较大的国家或民族，随着时间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道路不同而已。这也就是马克思的发展历史观。西方史学家盛赞希腊罗马，而曾把封建的欧洲叫做“黑暗的中世纪”，象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沉沦。马克思不这样看，他认为，封建社会比过去的奴隶制进步得多，而它还要发展为更进步的社会，也就是近代化。列宁说，马克思是最彻底的发展论者。
西欧的近代化，一般认为肇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巨人也应时而出。当时是些什么巨人呢？从但丁到莎士比亚，大部分是文学家、诗人。当然也有哥白尼、伽里略等科学家，但还不是实证科学家，他们的功绩在于反神学。文艺复兴的巨人都是人本主义，反神学、反封建。因而导致宗教改革，发生了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才是产业革命或工业化。
又叫现代化，目前学术界对之定义差不多有30多种，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答案。但是不外乎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等等。
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它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商品化，思想
近代化
上的理性化、科学化。
近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此过程中，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近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心灵、技巧、管理妙、环境好”的严整多层的集成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生，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核心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和人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两种模式，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即工业化。
现代化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表示为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其时间下限，至今日尚在继续; 其上限，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以科学革命为开始；有的认为应以英、法、美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开端；有的认为工业革命是起点等等
关键词 清前期 近代化 社会转型 观念变迁作者高翔,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
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ò陨缁峁勰畹哪持直涓镂�疤帷2恢厥佣杂胱时局饕迕妊棵芮邢喙氐奈幕�侍獾难芯?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
在对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笔者将对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粗略考察。我认为,在这两百年中,中国社会在晚明时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观念领域,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二、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关系的权威工具,而且还直接干预着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流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
清前期中国政治的演变具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逐渐严密,到雍乾时期形成了空前严厉的极端君主专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趋势。这一趋势在清代十分明显,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
清前期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放松,从清初即已开始,到雍乾时期更加显著,其突出表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弊政,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贱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贱的底层民众获得解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记载说: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
事实上,当时被除贱为良的远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被开豁为良,七年雍正帝又亲自下令改善广东�户处境,宣布�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不可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下令准许�户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尽管清廷的开豁政策不是十分彻底,但毕竟使持续数百年的丐户、乐户、�户、伴当、世仆之处境获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加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历史的进步。�
18世纪人头税在事实上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
迁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迁徙权获得明显扩大。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明代甚至因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清代,这一传统被打破了。尽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对百姓的迁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执行。例如,清廷表面上严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就"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甚至对历来实行封禁政策的东北地区,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变政策,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处虽号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百姓迁徙自由的扩大,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无地少地民众迁往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开发,边疆地区农业获得发展,工商业、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经济、文化、社会景观和内地出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镇地区,特别是中心城镇地区,使清朝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工商业因此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商品(包括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清廷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进行严格干预。尽管清朝统治者重视教化的推行,强调"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这在执行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能简单地以文化专制主义或文字狱一言以蔽之。总的说来,清廷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统治,一般不进行太多的干预。像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请查禁《水浒传》,为清廷采纳,但"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称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亦竟属托诸空言,以致愚民全无儆戒,重罹法网"。安静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为政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生活。康熙时李光地曾说:"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康熙帝反复强调:"苟于地缴�?虽清亦属无益。"并称:"朕尝访问民间,据称贪官亦无杀民取财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从安静自然的立场出发,清朝对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等现象,均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饬措施。康熙帝说:"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又说:"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此类(指严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强调"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尝说:"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揆之于理,移风易俗,究以从容不迫为贵。"福格说:"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衣冠��,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逐其鄙陋之欲矣。"�这种顺其自然的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较长时间里享有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理学官僚),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试图整饬风俗,但一般都难以长久维持。像雍正时,著名理学家朱轼任浙江巡抚,"严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结果颇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然不得意"。及李卫为总督,一切又恢复如旧,"一切听从民便,细民益颂祷焉"。政府对社会干预面的缩小,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还需指出的是,清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强制,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例如,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改善下层民众生活,清廷曾有意识地兴办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大兴土木,使"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至于对物价的调节,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所进《请禁采买短价疏》,即充分显示了清朝通过市场调节处理粮食库存问题的水平。清朝粮食储存,素有存七粜三之例。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售粮,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在秋成时,收购粮食,充实仓储,防止物价暴跌,谷贱伤农。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政府行为。尹继善在疏中针对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弊端,即青黄不接时,各地纷纷粜三,秋成时,又纷纷购买,反而导致物价波动,"致妨民食",提出应采取措施,完善这一体制,进一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和物价情况来决定政府行为。尹继善建议:"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须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尹继善这道奏疏诚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明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涉及官府,还是涉及民间,都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意味着民众在经济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经济利益也能获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
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
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
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
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
四、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在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这一变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纪,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宋明以降,程朱理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经理学家们片面宣传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教,成为垄断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即"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以致文人学士,成为"宋儒之应声虫"。冲破理学说教之束缚,就成为清前期社会观念走向多元、迈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顺康时期主要是批判陆王心学,与此同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过程。降至雍乾之时,随着汉学的兴起,反传统思想家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正统的程朱学术,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实证的方法,对理学家所宣传的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导致了理学的全面没落。此后,理学在士林队伍中的影响急剧削弱,即所谓"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人们追寻"圣道",研习学问的途径随之发生了变化。孙星衍说:"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则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书,次则汉儒传经之学,又次则为唐人疏释,最下则宋人语录及后世应举之文。"排宋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帝王教育活动。乾隆皇帝感叹说:"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可以说,持续数百年的理学的真正衰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复兴之势,甚至像清初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主张人性自由,是清前期伦理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汉学大师戴震愤怒谴责理学"以理杀人",他指出:合理的学术,合理的社会,合理的政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达情"为核心的伦理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传统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在袁枚看来,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脱离人情谈性,脱离人情谈理,都违背了圣贤学问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袁枚对情、对欲的重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清朝统治实际结合起来,从尊重人情的角度出发,袁枚认为朝廷用人行政,均应以适情、达情为准则,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说》一文中,袁枚明确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尊重人之情欲为基础。他说:且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礼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识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强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在主张独立思考过程中,清朝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疑经之风,即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批判,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袁枚明确指出:学者绝不应当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而应相信疑经非圣人所禁。从治学"求其是"的立场出发,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学习板块的说明
（一）确定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基本原则
中国近代史作为初中历史课程的一个学习板块，在总体内容的把握和学习主题的确定上，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突出历史发展的时段性主题。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的目标和《标准》使用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是本次历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而对于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来讲，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确定学习主题的问题。我们在对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分析时感到，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学科体系严密、内容繁琐、面面俱到的现象较为突出，它几乎是高中乃至大学同类历史学习内容的缩写版，其优点是有助于扩展学生的历史知识面，但这种高容量的知识内容也必然造成学生死记硬背、被动接受的现象。因此，必须打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按照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和《标准》要求，以学习主题的形式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学习内容，而这也有赖于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总体把握。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所打断。为了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控制和干预，中国在实际上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同时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它表现为从封建经济的缝隙中逐步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却是与封建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由此，资本主义成为中国近代的前进方向。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迫使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模式，挣脱出自然经济发展的轨道，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条鲜明的主线：其一是外国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抗的主线；其二是中国近代化的主线。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争中，强国之梦是无数志士仁人始终不渝的志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里，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化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如果把反帝反封建当作前提的话，近代化就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虽互为表里并呈现出相互缠绕交叉之势，但在不同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历史的发展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在兼顾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设置了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的七个学习主题，即“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近代化的起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经济和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同时，设置这七个学习主题，也有助于突出学习重点，使学生易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从而有利于改变原有中国近代史课程内容存在的头绪繁多、面面俱到的现象。
需要提出的是，为了使广大教师便于把握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思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的开头部分，用楷体字对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的基本构架进行了线索描述。这一部分内容的阅读对象是教师，它不属于学生掌握的范围。
（二）中国近代史的学习目标
在确定中国近代史学习主题设定的基本原则后，按照《标准》的课程目标要求，我们从知识教育、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三个维度，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学习目标做了规定。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础知识教育目标，《标准》的要求是：“了解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它包含了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层次的要求，即学生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既能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现象有所了解，同时又要在了解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说前者指的是孤立的、单一的具体史实，是历史上的点的话，那么后者指的就是历史上的线。需要强调的是，对广大初中学生来讲，了解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应该是本时段历史学习的重点和基础，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结果和升华，是学生能力培养的内涵之一。基础知识教育目标中的这种层次要求，只凭一节课或一个学习主题的教学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教师在将内容标准中明确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讲清楚、讲明白的前提下，注意引导学生将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观察和考察，从而使学生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能够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变化，初步了解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基本特点。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习的能力培养目标，《标准》的要求是：“能够初步阅读、理解和归纳一些基本的历史材料，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能力目标培养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初步阅读、理解和归纳基本的历史材料”属于历史学科的基本技能之一，它相当于以往我们所说的历史能力目标中的第二层次，即“理解”的层次，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学生能够学习阅读和整理历史材料。历史材料既包括历史文献、文物、图片、音像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历史教科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分清历史史实与历史判断，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要引导学生学习处理历史信息的一些基本方法，在适应其自身认知特点的基础上，学习收集并阅读和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材料，要能够归纳一些基本的历史史实，比较历史现象。第二，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的能力属于历史思维能力层次，这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探究而呈现出的一种发展性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就是能以历史的客观的眼光理解、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它是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内容。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是《标准》所着力强调的问题和初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历史思维能力有着多重层次，“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释历史问题”强调的是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和独立思考，它是学生自己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过程，其重心在个性化的探究过程与知识能力的运用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传授探究和评价历史问题的途径、方法，不仅要使学生知道历史“是什么”，还要引导学生通过他们自己的探究而得出“为什么”，以及由此及彼的知识迁移能力。要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鼓励学生讲述自己对近代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并尊重他们发表见解的权利，同时，要注意防止出现“历史探究＝科学研究” 的那种成人化专业化倾向。
中国近代史学习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培养要求是：“认识外国列强的侵略、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综合国力的衰弱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认识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坚定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不应是孤立的、枯燥的、生硬的，而应是融入历史史实的、充满历史激情的过程，它必须贯穿在历史基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过程之中。
与中国古代史的内容标准相比，中国近代史学习的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是有所提高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在能力培养目标方面更多强调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技能的话，那么在中国近代史学习中就已初步提出了历史意识的培养问题。同时，中国近代史学习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也是与本学段的历史学习内容紧密相连的。教师在把握历史课程标准时应对此加以注意。
在规定总体学习目标的基础上。《标准》还规定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内容的具体目标。共有三个层次的学习要求：
一是识记层次的学习要求。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列举”“知道”“了解”“说出”“讲述”“简述”“复述”等行为动词的内容均为识记层次要求。对这部分内容，只要求学生知道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了解其主要内容并能够通过学生的行为动作表示出来。以“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学习主题之三“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侵略史实”为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只要了解两点即可——英法联军于1860年烧毁了我国最为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至于与这两条史实相关的内容，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具体经过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具体条款等，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威逼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具体细节性的史实等，历史教科书可以进行叙述描写，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讲授，但这并不属于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范围。也就是说，考察一个初中学生是否达到了《标准》的要求，只要看他是否能够表现出他已真正了解了火烧圆明园和沙俄强占我国大片领土的历史史实即可。通过这样的两个历史史实，相信学生自然能够体会到，一个国家的首都被侵略者所占领，其最大的皇家园林被烧毁，近十分之一的国土被侵略者强行割占，对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由此来引发学生的历史思考。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识记层次要求的内容大约占内容总量的70％左右。
二是理解层次的学习内容。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概述”“理解”“说明”“阐明”“归纳”“认识”等行为动词的，为理解层次要求。对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能够对所学内容和概念所体现出的内在意义做出简单的归纳和演绎性的推断。例如，“近代化的起步”学习主题之二“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本条内容标准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求知道“百日维新” 中颁布了哪些主要变法措施，通过这些变法措施来认识戊戌变法（注意戊戌变法与百日维新在概念上的差异）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具有哪些重要影响。再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学习主题之二“了解西安事变的概况，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本条内容标准的要求是，知道西安事变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强敌入侵、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国内局势，来说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走向全民族抗战的作用和意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理解层次并非是要学生死记硬背那些相关的历史内容和知识，而是重点让学生将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此来理解和体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而苦苦探索的艰难历程，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科学素养。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理解层次要求的内容大约占内容总量的20％左右。
三是运用层次的学习内容。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分析”“评价”“比较”“探讨”“讨论”等行为动词的，为运用层次要求。这里讲的运用层次，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说的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原理、方法等完成作业而已，它强调的是更强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和开放性，是学生获得理智能力发展与情感体验、建构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三者合一的学习目标。例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学习主题之七“探讨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在本条内容标准中，学生要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能够初步懂得收集史料和史实的方法，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收集、分析及表达，讨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国内背景，认识中国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持久抗战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对日作战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横向对比的方法，分析抗日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民众动员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异同；也可以运用纵向对比分析的方法，结合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来深切体会抗日战争作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体会出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的意义；还可以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结合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损失展开讨论，提高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的运用层次要求，突出的是体现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三位一体的课程功能，它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更重要的是在知识探寻中激发对历史的兴趣和孕育一种问题意识，让学生亲自寻找并实践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带动整个历史学习方式的变革。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属于运用层次要求的内容控制在内容总量的10％以内。
二、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分析
（一）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
这是中国近代史内容标准中的第一个学习主题。确定这一学习主题，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与时段性特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的矛盾日趋激烈，中国人民在国势日益沉沦中顽强抗争，这是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本学习主题就是突出了这一历史发展主线，在内容标准的选择上基本上也是紧紧围绕这条主线进行取舍。对历史知识点的选择进行了大量精简，以避免面面俱到。与此同时，围绕着这条历史发展主线，对一些知识点的选择角度也不同于以往，而是根据学习主题而有所侧重，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抗击洋枪队的史实的选取，对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英勇抗击日本舰队的突出，等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这在以往的教学中一直作为重点进行讲授，但讲授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考虑到初中学生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实际认知水平，本学习主题中更注重的是从中外民族矛盾的冲突着眼，强调列强侵略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而非社会性质的演变问题，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易于理解和把握。
在这一学习主题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学习，在能力方面应该能够有明显的历史线索感，能够结合地图，讲述《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并能够对三个条约的异同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以此了解近代史上影响中国民族危机逐步加深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要使学生理解，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着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奋斗，他们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和崛起的推动力。
（二）近代化的起步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外国列强的侵略带给中国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它给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长期高度发展同时又不易变化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和王朝政治以猛烈的冲击，迫使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模式，迈出自然经济发展的轨道，向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论断内容。鸦片战争后，世界在走向中国，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近代化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相比，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背景下，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显得更为艰难和曲折，因此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近代化的起步”。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呈现出明显的层层推进、急速深入的逻辑发展特征。它从洋务派为富国强兵、以图自救而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开始，经康梁维新派发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继而孙中山领导开创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掀起对封建思想文化批判的思想解放运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脚步急促而悲壮，一刻也未曾停留。在这一学习主题的内容标准中，属于运用层次要求的比重相对较大，教师应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之路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知道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认识辛亥革命前后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风云跌宕时期，同时更要引导学生学习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方法，或就个人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如本学习主题之三“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知道武昌起义，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本条内容标准中，须先明确三项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递进关系：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是作为一般了解层次要求提出来的，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作为运用层次要求提出来的，但如果对前两方面的史实一无所知，那么探讨也将成为缺乏史实支撑的无源之水。同时，对于如何开展探讨，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即应通过学生自己的探讨过程来形成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认识，教师主要担负引导和参谋的作用，而不是让学生顺着教师给定的思路和结论来展开，使学生的讨论成为既定结论的注释而已。探讨的落脚点在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而探讨的方法、角度、途径和手段可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
总之，作为一个有较新立意的学习主题，在“近代化的起步”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否推动了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的责任感与自觉性。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兴盛起来，有着一个艰难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涌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与破裂，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一直到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其危难的长征途中，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无数次的挫折之后，独立自主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这一学习主题力图反映的就是中国革命这种艰难的历程。在以往的初中历史课程中，一般都用三至四个单元、三十多个知识点的容量反映这一段历史内容，此次在设置学习主题时，我们将相关的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尽量使学生通过对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把握，来了解这一历史过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使学生了解中国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概念，许多学生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具体的历史史实来理解这一概念，而不是简单的让学生死记硬背几条结论。其次，在这一主题的学习中，使应注意充分发掘相关的课程资源，如影视资料、文艺作品、历史纪念馆、语文课本内容等，这些资源既可以作为教师教学的参考资料，也可以引导学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使学生对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多样性有所了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水平。第三，通过这一主题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五四精神、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和不畏困难、为理想奋斗的坚强意志。
（四）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因此，它作为一个学习主题，在中国近代历史学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作为一个学习主题，在内容标准的选取上，也有着明显的特点：第一，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这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生存和解放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什么是近代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我想，从广泛的意义说，近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一个较大的国家或民族，随着时间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道路不同而已。这也就是马克思的发展历史观。西方史学家盛赞希腊罗马，而曾把封建的欧洲叫做“黑暗的中世纪”，象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沉沦。马克思不这样看，他认为，封建社会比过去的奴隶制进步得多，而它还要发展为更进步的社会，也就是近代化。列宁说，马克思是最彻底的发展论者。
西欧的近代化，一般认为肇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巨人也应时而出。当时是些什么巨人呢？从但丁到莎士比亚，大部分是文学家、诗人。当然也有哥白尼、伽里略等科学家，但还不是实证科学家，他们的功绩在于反神学。文艺复兴的巨人都是人本主义，反神学、反封建。因而导致宗教改革，发生了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才是产业革命或工业化。
又叫现代化，目前学术界对之定义差不多有30多种，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答案。但是不外乎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