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笛子的起源，谁能提供些资料？写论文要用的。。。 木管乐器笛子起源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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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子的起源~
笛在外国起源同样很古老，最值得我们注目的是公元14至15世纪间，西班牙殖民者将秘鲁等地的固有文化做了最彻底的摧毁、在这以前，秘鲁本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印加王国”，印加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考古学家在出土的印加文物中发现，印加人拥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其中就有很多笛子，而且还有由不同材料(如兽骨和陶土）精工制造的笛、从地理环境看，这些笛和其他乐器，都是印加人的创造，不大可能由另外什么地方传来。由此看来笛确实是一个极古老的民间乐器。
中国笛子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先辈们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也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最古老的乐器——骨笛。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骨笛（距今约七千年）、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7孔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笛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笛，七孔，竹筩也”的记载。 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竹篪，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支竹笛，出土的篪和古籍中记载的汉篪，除长度略有出入外，其他形制完全相同；出土的笛除与记载相同外，并在墓内的竹筒上写有篪的字样，显然是古代竹笛，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说成是同一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出土篪、笛可以看出：篪， 6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变化音，全身髹（xiū）漆；笛， 笛子
7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战国时，篪是祭神或宴亭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也曾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笛，都属横吹类的笛乐器。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形制、长短、粗细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开始有了“横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现了能演奏半音阶的十孔笛。 从唐代起，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同时，竖吹的篪才被称为箫，横吹则称之为笛。唐朝吕才，制“尺八”，竖吹，并传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仓院中，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4支横笛。其中有牙和雕石横笛各一支，竹质的两支，它们长短不同，但都开有7个椭圆形音孔。刘系作七星管笛，蒙膜助声，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 在晋时已有竖笛，吹头加一木头，使气从缝隙中通过，射向两哨孔边陵发音。 宋笛制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十一孔的小横吹、九孔的大横笛、七孔玉笛等等。 元朝以后笛子与现在类似，由于戏曲的蓬勃发展，笛子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并按伴奏剧种不同分为两类：梆笛和曲笛。 20世纪六十年代，赵松庭发明排笛，将2至4根不同调的笛子扎在一起，音域可扩大三个八度以上，音乐富于变化，易于演奏。
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大约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笛子由骨制改为竹制。在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它在当时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7世纪开始，笛子又有了改进，增加了膜孔，使它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演奏技术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10世纪，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笛子成了伴奏吟词唱曲的主要乐器，在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剧种的乐队里，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
骨笛
笛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的骨笛，在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1]。
竹笛的起源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竹笛之由来其说不一：
伶伦说：
此说源于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史记》曰：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查今本《史记》全书并无此文。
关于伶伦，史书上尚有其制律、制箫、制管、制筒、制筒的记载。此皆不足以为伶伦制笛之据。
查“伶伦制律”可见《汉书》。《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此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此记伶伦制律、制十二筒。又《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一·乐部十九·箫》：“《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簳见珍，故历代掌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此皆述伶伦采竹制律事，而不及作笛。
“伶伦制箫”可见南梁萧统《文选·卷三十五·七下·张景阳七命八首》：“营匠斲其朴，伶伦均其声。”下有注曰：“汉书曰：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箫，以听凤皇之音，以比黄钟之宫。器举乐奏，促调高张。”《文选·卷十七·音乐上·王子渊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注曰：“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 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后，见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文选·卷十八·音乐下·马季长长笛赋》：“十二毕具，黄钟为主。”注曰：“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为律。伶伦制十二箫，听凤鸟之鸣，以别十二律，以比黄钟之宫。故黄钟宫，律之本也。”此述伶伦制十二箫，不及“笛”。
“伶伦制管”可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五·乐部三·雅乐下·律吕》：“《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锺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此为伶伦制管之说。查《吕氏春秋·卷五·仲夏记·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腧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故吕氏春秋所记实乃“筒”。《说文解字》曰：“筒，通箫也。”又解“箫”曰：“参差管乐，像凤之翼。”此亦非“笛”。
又“伶伦制筒”可见东汉应劭《风俗通》曰：“昔皇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空）其窍厚均者，断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为六，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五声于是乎生，八音于是乎出。”《晋书·律志上》引传亦作“筒”。《吕览》作“筒”，高注云：“六律六吕各有管，故曰十二筒。”上引《汉书》所载亦为“筒”。《说文解字》曰：“筒，断竹也。”故此“筒”亦不能断为“笛”。
丘仲说：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乐书》曰：笛者，涤也，丘仲所作。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应律。荀勖枢问，依三尺二调成均，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三孔为龠，文舞执之，邠人吹也。五孔为笛，祴里衩，周师掌之。六孔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调，汉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长笛。一定为调，合锺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雅乐部内咸用之。”
在中国古代的发展
最初笛子的名称叫涤；到唐代出现了尺八以其长度一尺八寸得名，后来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古典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尺八也是流传于闽南的南音音乐主要乐器。
一开始，笛子的按孔是均匀排列的。后来为了能够较为准确的半音，而将右边二孔的距离增大，左边二孔和中间二孔的距离减小。为了能够和乐队向协调，避免因气温变化而引起的音高变化，出现了可以调节管长的笛子（类似于西洋的木管乐器的调音方式），最多可调节1/4个音高。但由于改变音高的同时会改变音色，大多数独奏家不使用这种笛子。
笛子一开始是没有膜的。为了使音色明亮，后来用笛竹的薄膜粘贴在孔上。由于这种笛膜容易破碎，有人也使用肠衣膜。这种笛膜虽然耐用，但音色不如前者清脆。结合两者长处的新笛膜采自芦苇，为现在广大的演奏家所使用。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发展
到了近代，为了适应新的演奏需要，笛子的音域越来越宽广。从六孔笛，发展出了七孔、八孔至十孔笛。按孔方式也趋同于木管乐器的演奏技法。另外，新类型的笛子不断涌现：由于管长的增长，出现了弯管笛；“拉笛”，可以模仿弦乐器的音色；还出现了“口笛”，擅长模仿鸟类的叫声。
[编辑]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发展
[编辑]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得到较快的发展。其推动力之一是大量民族音乐会的举办。学者刘长江认为，由于当时独奏曲目的数量未能应付频繁的演出，而作曲家们对这种获得新发展的乐器的性能及特质尚未了解透彻，故此创作这个责任便落于演奏家的身上（Lau 1991：74）。事实上，由演奏者创作乐曲实乃中国民族音乐多年的传统，其中如古琴的演奏本身便带有乐曲创作的性质。1950年代的创作者在创作动机上，主要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多于个人荣誉的考虑。刘长江认为，即使这些兼任“作曲家”的演奏家在能力和条件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但他们也尽力满足国家及无产阶级的需要（Lau 1991：74）。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艺术发展的例子。演奏家们多以已有的民间音乐及戏曲音乐作为素材，辅以放慢加花、变奏等创作手法来作曲。
由于来自民间的演奏家始终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作曲训练，故此在创作上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使作品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局限（梁2004：74）。此情况直至1980年代前一直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后期的创作者虽然在作曲的技法上有所提升，但是他们的创作动机大多是表现自己在音乐上的能力，如个人的技术和风格等，故其作品往往显得过于单调及缺乏创造力（Lau 1991：75）。另外，“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亦大大影响了乐曲的创作，加上大多接受过正统作曲训练的作曲家在“文革”前并不热衷于为笛子创作乐曲 ，故此笛子独奏曲在1980年代以前，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创作质量仍然参差不齐。此情况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各音乐学院陆续恢复招生，较多专业的作曲家愿意为笛子创作新曲，加上演奏家们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创作水平提升，才有所改善。
1950年代，中国青年演奏家们参加了多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此项活动其中一个部份是音乐比赛，中国演奏家们除了以中国本土的乐曲参赛外，亦会改编苏联及东欧等地区各“友好国家”的民间乐曲。中国的器乐独奏曾多次在这个比赛中获奖。罗马尼亚的民间乐曲《霍拉舞曲》被笛子演奏家刘森于1950年代改编为笛子独奏曲。而同样移植为笛子独奏曲的还有以匈牙利音乐风格创作的《流浪者之歌》、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创作的《野蜂飞舞》及运用了捷克民间舞蹈为创作元素的《单簧管波尔卡》。这些移植乐曲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具有颇高的演奏难度。演奏家们希望能籍著演奏这些改编乐曲表现出个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改编西方乐曲拓宽了笛子演奏曲目的范围，同时这种跨文化的乐曲移植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奏传统及其文化均带来了新的影响。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笛子曲。这一时期的作曲者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及自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革”期间，很多笛子演奏家受到迫害，像陆春龄、赵松庭等在“文革”前已成名的笛子演奏家，不但被迫下乡改造，更被扣上不同的政治帽子。文革中，全国一度只容许“样板戏”的演出，故笛子艺术的正常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此时期笛子作品的标题和主题均极富该时代的政治色彩。由于笛子演奏家演奏及创作的自由多被干涉，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太多杰出作品面世，而在创作技巧上亦没有突破性发展。“文革”后期较为著名的作品有魏显忠创作的《扬鞭催马运粮忙》。
1980年代，在音乐创作方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渐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作曲家在创作上甚至享有比“文革”前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创作条件下，很多作曲家均积极创作新的作品。另外，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从前被禁止的音乐亦逐渐在中国传播。这为文化大革命后音乐学院新招收的作曲系学生提供了新的灵感。他们逐渐在创作中加入现代音乐的元素。由于现代音乐非常注重声响效果，民族乐器独特的声响吸引了这批“新潮”作曲家的兴趣，一些“新潮”的乐曲因此应运而生。较为成功的作品有谭盾的《竹迹》、杨青的《醉笛》、莫凡的《绿洲》等等。
无可否认，当代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不但大大分担了演奏家负责创作的责任，并且把他们所学到新的作曲元素注入笛子乐曲的创作中，为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带来新景像。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所创作的笛子曲不论在音色、节奏及技巧上均与此前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强弱的符号清楚交代了作曲家对演奏者在演奏时的力度变化，亦增强了笛子在音色上的变化。另外，复杂的节奏组合、多调性、大量半音的运用在此前亦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伴奏方面，这批作曲家亦由过去以大型民族乐团伴奏改为以室内乐伴奏为主，这种伴奏形式的转变为笛子独奏曲加入了新的元素，大大增加了伴奏创作上的空间。
在东亚其他地区的发展
种类
笛膜传统有笛膜的笛子，一般可按其长度及音域分成小笛、梆笛、曲笛、大笛，此外尚有不贴笛膜的新笛（十一孔笛），以及最小、音最高的口笛等。
梆笛（短膜笛）主要流传于北方，用于戏曲梆子腔音乐的伴奏及北方民间器乐合奏，相比于曲笛，其管身略短，管径略小；音调高亢明亮，节奏活泼跳动，演奏上以用舌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F调梆笛和G调梆笛。
小梆笛（小笛）比梆笛更短更高音。通常大约是C至D调。
曲笛（长膜笛），又名中笛、市笛、扎线笛、班笛、苏笛，主要流传于南方，用于昆曲伴奏及南方民间器乐合奏（如江南丝竹），故又称昆笛。音调浑厚圆润，柔美流畅，演奏上以用气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C调曲笛、D调曲笛与中音笛（E调笛）。
大笛亦称为低音笛，有笛膜，但比曲笛长和低音。（调性为Bb至F）。
新笛（横箫，十一孔笛）是没有膜孔的笛，是近代民族乐团的产物，在乐队中起著协调的作用。
笛子作为一种主要的独奏与合奏乐器在不断发展，因此各种调性的笛子也随之出现。下面是按照调性分类（从最低音孔开始的第三孔音高定为该笛子的调性）：
小笛：小D笛，小C笛，小Bb笛
梆笛：A笛，G笛，F笛
中音笛：E笛
曲笛：D笛，C笛
大笛：大Bb笛，大A笛，大G笛，大F笛
倍低音笛：倍大E笛，倍大D笛，倍大C笛
巨笛
技法
主条目：北派笛子和南派笛子
笛子演奏者，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的街头广东民乐队成员近代笛子分南北二派：北派多用吐音、滑音、剁音、花舌等技巧，较活泼花俏。南派则常用颤音、叠音、赠音、打音等技巧，相较之下婉约抒情许多。
此外，经过几十年来大量演奏家的不断实践，创造出了诸如循环换气、循环吐气、循环双吐、揉音法、包吹法、吼音、打孔音、飞指、大七度揉音、口哨音等一系列特殊的技法。
参考:http://www.diyun.com/
中国笛起源的“西来说”，只代表一家之言。“西来说”的论据并不能说明笛的起源。而恰好只能说明西部各民族文化成分包括笛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井促使曾在中国本土上滋生、发展了几千年的横吹笛，在汉以后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和完善。杨荫浏先生正视了这种影响：“横吹的笛，在鼓吹（横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从公元前第一世纪末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的。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杨萌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五章），杨荫浏先生客观地指出横吹笛在当时宫廷鼓吹中的地位以及笛与西域的关系。他认为西域传来了“吹笛的经验”和“曲调”，并非传来笛乐器本身。
汉代以后，横吹笛已在宫廷、军队的鼓吹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事实提醒了人们，中国笛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它的早期原始形态，有可能在吸取了其他民族笛的合理成分后，在音律、形制等方面更加合理和更加完善，并与乐队中其它乐器日益完美地配合与协调。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画像砖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鼓吹乐队协调行奏的历史图像。横吹笛演奏者的持笛方向、角度，左右手弄笛姿势与今天笛演奏完全一样。
隋唐时期鼓吹乐的“大横吹部”和“小横吹部”均用横吹笛。在供人欣赏、娱乐的隋唐“燕乐”乐种中，横吹笛（当时称横留）广泛活跃于乐队里，在敦煌隋代壁画和唐伎乐人图上，也能看到横吹笛的演奏。在其它一些历史图画里我们还会发现两个方向的吹笛姿势（笛尾向左或笛尾向右）。
唐代已出现有关著名笛演奏家的记载，如李谟、孙楚秀，尤承恩、云朝霞等。其中李谟曾师从西域龟兹乐手，因笛演奏不同凡响，技艺出人头地，开元年间在笛吹才能上号称“天下第一”。
陈晹《乐书》卷148 ：“唐之七星管古之长笛也，其状如篪而长，其数盈导而七窍，横吹，旁有一孔系粘竹膜者，籍共鸣而助声，刘系所作也……。”也许至少从唐代开始，具有中国膜笛音色特点的笛就出现了。笛上带膜，是中国笛最独特的标志之一。
唐以前的笛是否贴膜，无文献可考。而马王堆三号汉墓笛在六个指孔的背面有一孔，此孔位置与第六孔位置距尾端管口几乎相等。因此，如果此孔是按音孔的话，并无实效意义。此孔是否是膜孔？如果此孔是膜孔，那中国笛的贴膜传统就可以推溯至汉代。
唐以后，横吹笛更加广泛应用于宫廷和民间的音乐活动中，如北宋宫廷的鼓吹乐，南宋宫廷的“随军番部大乐”、“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民间瓦舍中的民间器乐“鼓板”，元代宫廷宴乐，明代的宫廷郊庙祭祀乐、朝会乐丹陛大乐、太平清乐，以及明代的余姚腔戏曲伴奏、昆山腔戏曲伴奏，清代的“十番鼓”（十番笛）、“十番锣鼓”、陕西鼓乐和各地丰富多彩的歌舞音乐伴奏、戏曲声腔伴奏等，都广泛地应用着横吹笛。在中国，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祖祖辈辈呕心沥血的无数次艺术实践中，已将笛逐步规范、完善为今天通用的形制。
那是在我国远古时期
笛子的起源非常古老。很久以前，我国就有关于“笛子”的记载。 《风俗通》记载为汉武帝时丘仲制笛。马融《长笛赋》则说是出自羌，本四孔，京房加一孔、 《说文》在诠释“笛”字时说：“笛，七孔篇，羌笛三孔。”《乐府杂录》的记载更干脆： “笛，羌乐也。”杜佑的《通典》中也有“汉灵帝好胡笛”的记录……从这些材料看来，关于笛的起源问题，已不能详号、笛这一管乐器的来历，尽管有很多说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汉朝时张骞通西域后，从新疆、中亚细亚一带传入。笛在外国起源同样很古老，最值得我们注目的是公元14至15世纪间，西班牙殖民者将秘鲁等地的固有文化做了最彻底的摧毁、在这以前，秘鲁本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印加王国”，印加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考古学家在出土的印加文物中发现，印加人拥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其中就有很多笛子，而且还有由不同材料(如兽骨和陶土）精工制造的笛、从地理环境看，这些笛和其他乐器，都是印加人的创造，不大可能由另外什么地方传来。由此看来笛确实是一个极古老的民间乐器。
中国笛子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先辈们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也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最古老的乐器——骨笛。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骨笛（距今约七千年）、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7孔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笛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笛，七孔，竹筩也”的记载。 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竹篪，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支竹笛，出土的篪和古籍中记载的汉篪，除长度略有出入外，其他形制完全相同；出土的笛除与记载相同外，并在墓内的竹筒上写有篪的字样，显然是古代竹笛，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说成是同一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出土篪、笛可以看出：篪， 6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变化音，全身髹（xiū）漆；笛， 笛子
7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战国时，篪是祭神或宴亭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也曾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笛，都属横吹类的笛乐器。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形制、长短、粗细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开始有了“横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现了能演奏半音阶的十孔笛。 从唐代起，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同时，竖吹的篪才被称为箫，横吹则称之为笛。唐朝吕才，制“尺八”，竖吹，并传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仓院中，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4支横笛。其中有牙和雕石横笛各一支，竹质的两支，它们长短不同，但都开有7个椭圆形音孔。刘系作七星管笛，蒙膜助声，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 在晋时已有竖笛，吹头加一木头，使气从缝隙中通过，射向两哨孔边陵发音。 宋笛制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十一孔的小横吹、九孔的大横笛、七孔玉笛等等。 元朝以后笛子与现在类似，由于戏曲的蓬勃发展，笛子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并按伴奏剧种不同分为两类：梆笛和曲笛。 20世纪六十年代，赵松庭发明排笛，将2至4根不同调的笛子扎在一起，音域可扩大三个八度以上，音乐富于变化，易于演奏。
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大约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笛子由骨制改为竹制。在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它在当时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7世纪开始，笛子又有了改进，增加了膜孔，使它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演奏技术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10世纪，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笛子成了伴奏吟词唱曲的主要乐器，在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剧种的乐队里，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
骨笛
笛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的骨笛，在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1]。
竹笛的起源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竹笛之由来其说不一：
伶伦说：
此说源于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史记》曰：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查今本《史记》全书并无此文。
关于伶伦，史书上尚有其制律、制箫、制管、制筒、制筒的记载。此皆不足以为伶伦制笛之据。
查“伶伦制律”可见《汉书》。《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此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此记伶伦制律、制十二筒。又《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一·乐部十九·箫》：“《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簳见珍，故历代掌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此皆述伶伦采竹制律事，而不及作笛。
“伶伦制箫”可见南梁萧统《文选·卷三十五·七下·张景阳七命八首》：“营匠斲其朴，伶伦均其声。”下有注曰：“汉书曰：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箫，以听凤皇之音，以比黄钟之宫。器举乐奏，促调高张。”《文选·卷十七·音乐上·王子渊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注曰：“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 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后，见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文选·卷十八·音乐下·马季长长笛赋》：“十二毕具，黄钟为主。”注曰：“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为律。伶伦制十二箫，听凤鸟之鸣，以别十二律，以比黄钟之宫。故黄钟宫，律之本也。”此述伶伦制十二箫，不及“笛”。
“伶伦制管”可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五·乐部三·雅乐下·律吕》：“《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锺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此为伶伦制管之说。查《吕氏春秋·卷五·仲夏记·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腧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故吕氏春秋所记实乃“筒”。《说文解字》曰：“筒，通箫也。”又解“箫”曰：“参差管乐，像凤之翼。”此亦非“笛”。
又“伶伦制筒”可见东汉应劭《风俗通》曰：“昔皇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空）其窍厚均者，断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为六，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五声于是乎生，八音于是乎出。”《晋书·律志上》引传亦作“筒”。《吕览》作“筒”，高注云：“六律六吕各有管，故曰十二筒。”上引《汉书》所载亦为“筒”。《说文解字》曰：“筒，断竹也。”故此“筒”亦不能断为“笛”。
丘仲说：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乐书》曰：笛者，涤也，丘仲所作。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应律。荀勖枢问，依三尺二调成均，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三孔为龠，文舞执之，邠人吹也。五孔为笛，祴里衩，周师掌之。六孔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调，汉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长笛。一定为调，合锺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雅乐部内咸用之。”
在中国古代的发展
最初笛子的名称叫涤；到唐代出现了尺八以其长度一尺八寸得名，后来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古典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尺八也是流传于闽南的南音音乐主要乐器。
一开始，笛子的按孔是均匀排列的。后来为了能够较为准确的半音，而将右边二孔的距离增大，左边二孔和中间二孔的距离减小。为了能够和乐队向协调，避免因气温变化而引起的音高变化，出现了可以调节管长的笛子（类似于西洋的木管乐器的调音方式），最多可调节1/4个音高。但由于改变音高的同时会改变音色，大多数独奏家不使用这种笛子。
笛子一开始是没有膜的。为了使音色明亮，后来用笛竹的薄膜粘贴在孔上。由于这种笛膜容易破碎，有人也使用肠衣膜。这种笛膜虽然耐用，但音色不如前者清脆。结合两者长处的新笛膜采自芦苇，为现在广大的演奏家所使用。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发展
到了近代，为了适应新的演奏需要，笛子的音域越来越宽广。从六孔笛，发展出了七孔、八孔至十孔笛。按孔方式也趋同于木管乐器的演奏技法。另外，新类型的笛子不断涌现：由于管长的增长，出现了弯管笛；“拉笛”，可以模仿弦乐器的音色；还出现了“口笛”，擅长模仿鸟类的叫声。
[编辑]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发展
[编辑]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得到较快的发展。其推动力之一是大量民族音乐会的举办。学者刘长江认为，由于当时独奏曲目的数量未能应付频繁的演出，而作曲家们对这种获得新发展的乐器的性能及特质尚未了解透彻，故此创作这个责任便落于演奏家的身上（Lau 1991：74）。事实上，由演奏者创作乐曲实乃中国民族音乐多年的传统，其中如古琴的演奏本身便带有乐曲创作的性质。1950年代的创作者在创作动机上，主要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多于个人荣誉的考虑。刘长江认为，即使这些兼任“作曲家”的演奏家在能力和条件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但他们也尽力满足国家及无产阶级的需要（Lau 1991：74）。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艺术发展的例子。演奏家们多以已有的民间音乐及戏曲音乐作为素材，辅以放慢加花、变奏等创作手法来作曲。
由于来自民间的演奏家始终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作曲训练，故此在创作上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使作品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局限（梁2004：74）。此情况直至1980年代前一直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后期的创作者虽然在作曲的技法上有所提升，但是他们的创作动机大多是表现自己在音乐上的能力，如个人的技术和风格等，故其作品往往显得过于单调及缺乏创造力（Lau 1991：75）。另外，“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亦大大影响了乐曲的创作，加上大多接受过正统作曲训练的作曲家在“文革”前并不热衷于为笛子创作乐曲 ，故此笛子独奏曲在1980年代以前，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创作质量仍然参差不齐。此情况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各音乐学院陆续恢复招生，较多专业的作曲家愿意为笛子创作新曲，加上演奏家们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创作水平提升，才有所改善。
1950年代，中国青年演奏家们参加了多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此项活动其中一个部份是音乐比赛，中国演奏家们除了以中国本土的乐曲参赛外，亦会改编苏联及东欧等地区各“友好国家”的民间乐曲。中国的器乐独奏曾多次在这个比赛中获奖。罗马尼亚的民间乐曲《霍拉舞曲》被笛子演奏家刘森于1950年代改编为笛子独奏曲。而同样移植为笛子独奏曲的还有以匈牙利音乐风格创作的《流浪者之歌》、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创作的《野蜂飞舞》及运用了捷克民间舞蹈为创作元素的《单簧管波尔卡》。这些移植乐曲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具有颇高的演奏难度。演奏家们希望能籍著演奏这些改编乐曲表现出个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改编西方乐曲拓宽了笛子演奏曲目的范围，同时这种跨文化的乐曲移植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奏传统及其文化均带来了新的影响。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笛子曲。这一时期的作曲者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及自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革”期间，很多笛子演奏家受到迫害，像陆春龄、赵松庭等在“文革”前已成名的笛子演奏家，不但被迫下乡改造，更被扣上不同的政治帽子。文革中，全国一度只容许“样板戏”的演出，故笛子艺术的正常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此时期笛子作品的标题和主题均极富该时代的政治色彩。由于笛子演奏家演奏及创作的自由多被干涉，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太多杰出作品面世，而在创作技巧上亦没有突破性发展。“文革”后期较为著名的作品有魏显忠创作的《扬鞭催马运粮忙》。
1980年代，在音乐创作方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渐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作曲家在创作上甚至享有比“文革”前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创作条件下，很多作曲家均积极创作新的作品。另外，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从前被禁止的音乐亦逐渐在中国传播。这为文化大革命后音乐学院新招收的作曲系学生提供了新的灵感。他们逐渐在创作中加入现代音乐的元素。由于现代音乐非常注重声响效果，民族乐器独特的声响吸引了这批“新潮”作曲家的兴趣，一些“新潮”的乐曲因此应运而生。较为成功的作品有谭盾的《竹迹》、杨青的《醉笛》、莫凡的《绿洲》等等。
无可否认，当代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不但大大分担了演奏家负责创作的责任，并且把他们所学到新的作曲元素注入笛子乐曲的创作中，为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带来新景像。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所创作的笛子曲不论在音色、节奏及技巧上均与此前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强弱的符号清楚交代了作曲家对演奏者在演奏时的力度变化，亦增强了笛子在音色上的变化。另外，复杂的节奏组合、多调性、大量半音的运用在此前亦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伴奏方面，这批作曲家亦由过去以大型民族乐团伴奏改为以室内乐伴奏为主，这种伴奏形式的转变为笛子独奏曲加入了新的元素，大大增加了伴奏创作上的空间。
在东亚其他地区的发展
种类
笛膜传统有笛膜的笛子，一般可按其长度及音域分成小笛、梆笛、曲笛、大笛，此外尚有不贴笛膜的新笛（十一孔笛），以及最小、音最高的口笛等。
梆笛（短膜笛）主要流传于北方，用于戏曲梆子腔音乐的伴奏及北方民间器乐合奏，相比于曲笛，其管身略短，管径略小；音调高亢明亮，节奏活泼跳动，演奏上以用舌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F调梆笛和G调梆笛。
小梆笛（小笛）比梆笛更短更高音。通常大约是C至D调。
曲笛（长膜笛），又名中笛、市笛、扎线笛、班笛、苏笛，主要流传于南方，用于昆曲伴奏及南方民间器乐合奏（如江南丝竹），故又称昆笛。音调浑厚圆润，柔美流畅，演奏上以用气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C调曲笛、D调曲笛与中音笛（E调笛）。
大笛亦称为低音笛，有笛膜，但比曲笛长和低音。（调性为Bb至F）。
新笛（横箫，十一孔笛）是没有膜孔的笛，是近代民族乐团的产物，在乐队中起著协调的作用。
笛子作为一种主要的独奏与合奏乐器在不断发展，因此各种调性的笛子也随之出现。下面是按照调性分类（从最低音孔开始的第三孔音高定为该笛子的调性）：
小笛：小D笛，小C笛，小Bb笛
梆笛：A笛，G笛，F笛
中音笛：E笛
曲笛：D笛，C笛
大笛：大Bb笛，大A笛，大G笛，大F笛
倍低音笛：倍大E笛，倍大D笛，倍大C笛
巨笛
技法
主条目：北派笛子和南派笛子
笛子演奏者，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的街头广东民乐队成员近代笛子分南北二派：北派多用吐音、滑音、剁音、花舌等技巧，较活泼花俏。南派则常用颤音、叠音、赠音、打音等技巧，相较之下婉约抒情许多。
此外，经过几十年来大量演奏家的不断实践，创造出了诸如循环换气、循环吐气、循环双吐、揉音法、包吹法、吼音、打孔音、飞指、大七度揉音、口哨音等一系列特殊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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