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种基因图谱的华夏种族 世界人种基因图谱的四大人种
黄河下流域先民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及其龙山文化，广泛分布在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自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张，使得仰韶彩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以来，中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开始出现灰陶黑陶，但不是真正意义的龙山文化，被命名为当地二期、三期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以山东龙山文化为典型代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本面貌清晰地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含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趋向于东方化。 黄河下流域先民以鸟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东夷人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龙山骨刻文(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古羌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说明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卜辞是现能确认的既是最早的汉语书面语，又是商人的书面语。而先商又是东夷的一个主体部分，汉语也确是源于东夷语。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羌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羌语应该是周人古羌语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考究对象。羌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羌语的语法结构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类型的，和现代汉语差别非常大。汉语是孤立语或分析语，有丰富的声调系统，确实源于东夷语言结构。如果影响周人语言的是东夷商语，那么商族人的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与现代汉语相似的语法结构，这些种种现代汉语的特征肯定不是从古羌语继承过来，那么只有从商语继承过来汉语是周人语言和商人语言的综合体，汉语从周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大量的古老的词汇和同源词，但是从商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特殊的语言结构。根据历史传说，太昊是著名的东夷集团首领，伏羲风姓氏后裔分支属于太昊集团西迁的一支。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东夷故里后建立的方国。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曲阜发展为太昊集团，西迁一支在淮阳发展为伏羲风姓部族),分为山东与淮阳和两大系统，均以东夷语言为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直属后裔，蚩尤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太昊集团崇拜龙图腾，少昊蚩尤集团以鸟为图腾崇拜。神农氏炎帝部落起源于陕西姜水流域，东迁到今豫东一带地区，与少昊蚩尤集团交错分布，有时发生矛盾和冲突。神农氏炎帝部落被迫回迁姜水故乡与黄帝集团结盟。 嬴姓始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夷，是东方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华夏雏形开始产生于商周时代。商代赢姓诸侯国，传说嬴姓祖先是来自东夷首领少昊氏，形成了华族集团。周代分封了姬姓诸侯国，统称夏族集团。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并称华夏。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汉朝确立前后历400余年，随着经济、文化及国家的大一统，泛称华夏的中原黄河流域居民，兼并了南方苗蛮百越集团，统称为汉人，汉族的正式形成就是从汉朝开始的。东夷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新泰乌珠台人(距今5—2万年左右)，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和诸历史时期文化。其主干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间跨度近4000年。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都有广泛分布，留下了东夷先民的活动遗迹。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普遍采用大汶口文化发明的快轮制陶技术和占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东夷人创造的典型父系社会文化。分子人类学证实龙山文化人骨Y-DNA均为O3-M122，含有部分O3e，没有其它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人。无论五胡乱华和蒙元满清入侵中原，都改变不了汉族以03-M122为主体的永久性格局。夏商周的起源与龙山文化有紧密联系。 龙山文化先民对华夏民族的诞生与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奠定了五千年汉族父系基因以03-M122为主体的稳固基础。东夷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同中原文明一同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的系统体系，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渊源之一。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商朝以玄鸟为图腾，与东夷有血缘同源关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商朝分封了东方赢姓诸国，建立广泛联盟关系，九夷之师作为商朝最精锐的部队，是居住在山东的东夷部落组成的部队，一直支持商朝远征西羌，但商纣王腐败荒淫，不停地向赢姓诸国强征财物，频繁征伐西边羌方，东方赢姓诸国已经厌倦了商纣无休止的穷兵黩武，拒绝了商朝让他们参战的要求。东方诸族纷纷叛离商纣王，商朝不得不从西边调兵，去征伐东方赢姓诸国。周武王坐收渔人之利，入主中原夺权。从西周初期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秦人原为东夷集团的一支，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建立秦国。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证实秦人最早的先人，是从山东迁来的。秦人出自于少昊赢姓后裔，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为汉族大一统做出决定性的历史贡献。汉朝继秦的统一之后，开创了大一统的局 面，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考古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表现为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较多东方文化因素，考古学界一致认为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的很多文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但二里头文化遗址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含有较多的南亚人种成分，在人种类型上与他们前身的仰韶文化居民非常接近，但和黄河下流域文化居民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二里头文化四期是在前三期基础上与东方文化交流融合，二里头文化居民在人种类型上发生了变化，更加接近东亚人种特征，可以说明该地区已经出现大量的人群交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告表明：山东龙山文化（诸城呈子II期）的人骨研究显示了与大汶口文化的一致性同时与现代华北人也较接近，因此认为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乃至近代，人种类型上是连续的而不是取代的关系。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mtDNA分析显示M系单倍群占85%，二里头文化母系M占64.3%（与以前相比，N系稍有增加），可以说明古中原母系无疑是M系高频为特征。山东长岛7000年前人骨mtDNA分析显示N系单倍群占70%，淄博地区距今 2500 和 2000 年前的人骨mtDNA均为N系，N系含有少量中亚-欧洲基因。可见新石器时代东部西部母系mtDNA差别巨大。西安现代组mtDNA：N系占37%，M占63%,；河南现代组mtDNA：N系占47%，M占53%；青岛现代组N系占40%，M占60%（在山东地区属于例外，可能是因为青岛是开放城市，外地移民较多）；山东淄博现代组N系占57%，M占43%，但泰安、荣成地区N系高达60~67%，整个山东平均值N系占51%，M占49%。由此看出，在黄河流域，母系mtDNA-N的含量及分布，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从父系基因来看，根据龙山文化古人骨DNA的研究表明，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并且只含有O3和子类型O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文化先民，也就是龙山人。O3-M122是汉族的绝对主体，根据2004年文波的数据，山东汉族为59.5%、河南52%、陕西汉族56.7%，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可见黄河下流域O3-M122比例居于北方首位，母系mtDNA-N比例也是在北方最高的。研究父系基因，同时也要关注母系基因。老亚洲CD原来对应的是母系M，均属亚洲旧石器人类。北方汉族母系基因M占绝多数，N非常低频。山东母系M和N各占一半，和北方其他地区明显不一样。早期父系O3原来对应的是母系N。新亚洲人O单倍群是3～5万年前起源于南亚的，分为O1、O2、O3。在旧石器时代1-2万年前，O1、O2先北上扩散，考古证实红山文化人骨Y-DNA含有O1O2，最可能和日韩O2b有紧密联系。虽然O3比O1O2起步晚，但北上爆发扩张取代了O1O2。古中原母系基因全是M，和藏缅族群相同，但当时古东夷母系N高频。随着龙山文化大规模扩张，mtDNA-N扩散到中原。胶辽官话Y染色体O3占66.70%，在全国各方言区居于首位。冀鲁官话Y染色体O3占64.90%，居于次位，并且母系mtDNA-N是在北方中最高的。龙山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O3大爆发扩张，彻底取代北亚通古斯C和羌藏D，获得母系M，并且把百越O1和苗瑶O2a赶退至长江流域。O2b被迫北上逃到东北蛮荒地区，然后通过朝鲜半岛，扩散到日本。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终于形成了北方汉族父系O3配偶母系N、M的格局现状。黄河上游藏缅族群及其西北汉族特有的O3e-M134高发频率，O3-M122比例低。而黄河下游以O3-M122为最，O3e-M134不多见。O3-M122是O3e-M134的祖型，O3-M122最早进入黄河中下领域成为东方主人，迫使O3e向西迁徒，与羌藏D系共处融合，形成了藏缅族群。有O3e-M134的地方一般都有O3-M122，但有O3-M122的地方不一定有O3e-M134。从黄河流域的整个趋势来看，O3e-M134是西部比东部高，越往东越低。在黄河下流域，O3-M122的含量显超过O3e-M134，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在O3-M122的细分谱系中，O3*-M122、O3a4-002611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流域，显然是东夷集团的主体类型，因为这个单倍群在藏缅语人群中很稀少，但是在汉族里的比例却能占较大的比例。东夷人以O3-M122为最，几乎没有羌藏D系，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东夷O3-M122与夏周O3e-M134均属汉族父系祖先的两大来源。
四大人种：蒙古人种（黄种人）、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大洋洲人种（棕种人）。 亦称棕种人。主要特征是黑色呈小波浪状且较为粗糙的毛发，鼻高唇薄，通常为长颅型，肤色中等。主要分布在位于远东大洋洲上的岛屿上，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例如新西兰北岛上的毛利人等。一般的衣物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而在建筑物的周围则一般会采用石雕来做装饰，海岛文明显著，在文明上主要是继承了隶属于古代美洲的印第安文明。根据基因库网站信息表明，2002年Hurles et al.和2006年Ghiani etal.论文显示：Y-Q1a3a存在于波利尼西亚群岛，包括东部岛屿，显示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迁徙到了这个区域！而这也为几百年来的大洋洲人种的来源之谜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原始东夷人属于苗瑶、百越、通古斯人的混血，特有的是Y染色体单倍群是O2、O1、C1，分布在华北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北方的东夷人有更多的通古斯血统，南方的东夷人有更多的苗瑶、百越血统，但总体上以苗瑶、百越为主。自从东夷人首领与西邻原始华夏人在中原地区接触以来，东夷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华夏人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人已经大幅度华夏化(不但指语言上而且指血统上)。
东夷人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 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 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与东夷联合灭夏,受东夷影响很大)。
太昊(即伏羲氏后裔分支)姓风，是原始华夏首领伏羲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东夷化成了东夷的世袭首领。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伏羲母系故里后建立的方国。神农氏部落与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一样，也分为淮阳和山东两大系统，淮阳以华夏语言为主、山东以东夷语言为主，但神农氏各部落后来全部为东迁的炎帝部落(四岳之一支)所并。炎帝四岳之一支东 迁到今鲁西豫东接壤地区，以淮阳为都，完全取代了原神农氏的地盘，与太昊集团交错分布；居住在山东的四岳本为华夏，后来全部东夷化(语言上)。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
蚩尤就是东夷的子孙，但具体是太昊还是神农之后，不可考。
少昊是东夷继太昊之后的又一个统治集团，嬴姓。少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帝喾的儿子少昊挚只是东夷诸多少昊首领中的一个，并且与之前和之后的少 昊首领也没有父系的血缘关系，母系倒有可能。少昊挚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改姓东夷姓嬴)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嬴姓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徐，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 北；葛，今河南宁陵县；费，今山东费县；郯，今山东郯城县；谭，今山东章丘县境；锺离，今安徽风阳县。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嬴、偃同字异写，由于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时尚有奄(曲阜县)，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县；六，今安徽六 县；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东夷群舒，均为偃姓。莒国(今山东莒县)先为嬴姓，后改己姓，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的部落。
夏初，启与伯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鲁、豫、冀三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父系是华夏,母系是东夷)。他们从燕山地区南 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夏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齐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前567年齐国灭莱，于是 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鲁国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着称，但当地土著东夷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 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 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能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原始汉人创造前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北辛(山东滕县)-青莲岗(江苏淮安市)文化，分布于淮北、鲁南，为前5400～前4400。
原始汉人创造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大汶口文化(是北辛-青莲岗文化的继续)，主要分布在全山东、江苏淮河以北，在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也有零星分布，为前4300～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到了晚期，它还深入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寺冈、偃师滑城等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是大汶口文化向北波及的证据。
华夏族创造中原龙山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为前2500～前2000年。
华夏族创造夏-先商-先周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岳石(山东平度县东)文化(前1900—前1500)。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空隙。
东夷被华夏族击败后，东夷北支逃到辽河流域，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O1—M119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O2成为满族、朝鲜族、大和族的第一基因；东夷南支向南逃窜，回到自己的百越老家，并将部分C1/D带到南方。从此，东夷民族从肉体上、文化上从黄河流域消失，取 代他的是带有O3—M122的华夏族。
汉藏民族Y染色体单倍群是O3—M122。O3出现频率最高地区为中国云南省、印度东北部那加邦的藏缅族群里，很多民族中出现频率为100%，如独龙族等。在靠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O3数量比较多，缅甸、老挝、越南都超过50%。
汉藏民族一支形成了藏缅族群，他们创造了马家窑文化，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马家窑文化是陕西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年代为前3300--前2050年。齐家文化起源于中原之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地域重合，开始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属陕西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早期为前2000年，已普遍出现铜器，晚期年限可到商代。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为前1900～前1700。
藏缅族群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棕色人种的和兄弟民族百濮的很多地盘，并于之通婚，融合成藏族人、羌族人、氐族人、彝族人、缅甸族人、蜀人、巴人(土家族)人。
其中，藏族是秦汉时期藏缅族群中的两支唐旄发羌(仙女)，南下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的棕色人种土著雅砻(猕猴)混血而形成的。藏族人的遗传结构还能看到大量的D型Y染色体(当然O3型染色体占50%以上)。而观察藏族的面貌特征，甚至在同一个村子中，也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式，有的人是挺拔的羌人的面容，有的人则是敦圆的棕色人种面貌，肤色的差异也很大。
氐族仅存于四川和甘肃边界地区，有着惊人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全部的D型，说明他们是棕色土著的后代，并且在汉藏语中，“氐”就是“底层”的意思。羌人来到青藏高原，把原本就在这里的棕色土著称为“氐族”，因为他们“原抵”就在那 里。羌族也含有部分的D型，但还是以O3为主。另外，整个藏缅族群由于在黄河上游老家跟C融合的厉害或者因为后来匈奴、鲜卑、金山突厥、契丹、蒙古的影 响，所以都含有10%以上的C的血统。
O3在南亚语群体和苗瑶语群体中就存在。唯有O3e1是汉族才独有的，这个类型诞生于原始汉人的故乡黄土高原(甘南宁夏陕北)，很可能是做了800年 江山的周族的祖先帝喾-后稷(弃)。今日北方汉族O占73%，K占13%，C、Q各占4%，R1a、J、其他各占2%；今日南方汉族O占71%，K占 14.4%，C占8%，D占4%，F占1%，R1a占0.8%，N占0.8%。
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mtDNA分析显示M系单倍群占85%，二里头文化母系M占64.3%（与以前相比，N系稍有增加），可以说明古中原母系无疑是M系高频为特征。山东长岛7000年前人骨mtDNA分析显示N系单倍群占70%，淄博地区距今 2500 和 2000 年前的人骨mtDNA均为N系，N系含有少量中亚-欧洲基因。可见新石器时代东部西部母系mtDNA差别巨大。西安现代组mtDNA：N系占37%，M占63%,；河南现代组mtDNA：N系占47%，M占53%；青岛现代组N系占40%，M占60%（在山东地区属于例外，可能是因为青岛是开放城市，外地移民较多）；山东淄博现代组N系占57%，M占43%，但泰安、荣成地区N系高达60~67%，整个山东平均值N系占51%，M占49%。由此看出，在黄河流域，母系mtDNA-N的含量及分布，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从父系基因来看，根据龙山文化古人骨DNA的研究表明，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并且只含有O3和子类型O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文化先民，也就是龙山人。O3-M122是汉族的绝对主体，根据2004年文波的数据，山东汉族为59.5%、河南52%、陕西汉族56.7%，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可见黄河下流域O3-M122比例居于北方首位，母系mtDNA-N比例也是在北方最高的。
研究父系基因，同时也要关注母系基因。老亚洲CD原来对应的是母系M，均属亚洲旧石器人类。北方汉族母系基因M占绝多数，N非常低频。山东母系M和N各占一半，和北方其他地区明显不一样。早期父系O3原来对应的是母系N。新亚洲人O单倍群是3～5万年前起源于南亚的，分为O1、O2、O3。在旧石器时代1-2万年前，O1、O2先北上扩散，考古证实红山文化人骨Y-DNA含有O1O2，最可能和日韩O2b有紧密联系。虽然O3比O1O2起步晚，但北上爆发扩张取代了O1O2。古中原母系基因全是M，和藏缅族群相同，但当时古东夷母系N高频。随着龙山文化大规模扩张，mtDNA-N扩散到中原。胶辽官话Y染色体O3占66.70%，在全国各方言区居于首位。冀鲁官话Y染色体O3占64.90%，居于次位，并且母系mtDNA-N是在北方中最高的。龙山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O3大爆发扩张，彻底取代北亚通古斯C和羌藏D，获得母系M，并且把百越O1和苗瑶O2a赶退至长江流域。O2b被迫北上逃到东北蛮荒地区，然后通过朝鲜半岛，扩散到日本。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终于形成了北方汉族父系O3配偶母系N、M的格局现状。
黄河上游藏缅族群及其西北汉族特有的O3e-M134高发频率，O3-M122比例低。而黄河下游以O3-M122为最，O3e-M134不多见。O3-M122是O3e-M134的祖型，O3-M122最早进入黄河中下领域成为东方主人，迫使O3e向西迁徒，与羌藏D系共处融合，形成了藏缅族群。有O3e-M134的地方一般都有O3-M122，但有O3-M122的地方不一定有O3e-M134。从黄河流域的整个趋势来看，O3e-M134是西部比东部高，越往东越低。在黄河下流域，O3-M122的含量显超过O3e-M134，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在O3-M122的细分谱系中，O3*-M122、O3a4-002611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流域，显然是东夷集团的主体类型，因为这个单倍群在藏缅语人群中很稀少，但是在汉族里的比例却能占较大的比例。东夷人以O3-M122为最，几乎没有羌藏D系，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东夷O3-M122与夏周O3e-M134均属汉族父系祖先的两大来源。
我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东方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其中大汶口文化最早进入父系社会形态，遗址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丰富，分布广泛。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它的年代距今 6300年至4600年新石器时代，开始进入父系社会时期，贫富分化开始，私有制萌芽，一夫一妻制形成，社会开始分工。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产物。商周的起源与龙山文化具有密切联系。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就是龙山文化先民O3系后裔，是东方农业文明的扩张结果。单独看O3，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对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数据，可以肯定，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东南的客家到西北兰州，其主体就和5000年的龙山文化先民无异，如今的汉族，就是龙山文化先民的直系后代，在汉族中父系的O3一直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5000年一直没有变化。
数万年前NO单倍群诞生出O3-M122，再诞生出O3a-M324，而O3*-M122是O3-M122的原始祖型，仍然保持不变。O3a-M324再分为O3a1-L127、O3a2-P201。其中O3a2-P201，由此诞生出：O3a2b-M7（华中汉族、苗瑶族群）、O3a2c1-M134（中原汉族、环渤海汉族）、 O3a2c1a-M117（藏缅族群、华北汉族），O3a2c1b-F444（中原汉族、北方汉族）。显而易见，O3a2-P201是中原汉族、华北汉族、西北汉族、苗瑶族群和藏缅族群的超级祖先。而O3a2*-P201（属于O3a2-P201的原型，仍保持不变），高频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及其台湾少数民族、东南亚。
东夷haplogroup O3*-M122的年龄为2.5-3.0万
中原haplogroup O3a2c1-M134的年龄约为1.6万年
古羌haplogroup O3a2c1a-M117的年龄约为1.3万年
夏族haplogroup O3a2c1b-F444的年龄约为1.2~1.3万年
东夷haplogroup O3a1c-002611的年龄约为1.1万年
华族haplogroup O3a1c1-F11的年龄约为0.7万年
O3a1-L127诞生出O3a1c-002611，最后诞生出O3a1c1-F11，是O3系内最晚出现的一类，高频分布在东亚沿海，是典型的东夷标志基因，在汉族O3系中占有最大比例，是汉族的第一大单倍群，但是，这个单倍群在藏缅语族中极为稀缺，并且在国外非常罕见。因此，O3a1c-002611是中国汉族独有的单倍群类型，确实是最正统的中国人。O3*-M122是O3系原始祖型的最早一支，也高频分布在东亚沿海，是汉族O3系的原始祖型，但在藏缅语族及其国外极为罕见，因而也是最早的中国人。
东夷族群的父系Y染色体代表类型是O3a1c-0026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进入中国，其下的支系O3a1c1-F11在约6千多年前在中国东部地区经历了强烈的人口扩张，O3a1c-002611及其下游支系并没有参与藏缅族群的形成，而是与原始汉藏祖先人群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
O3*-M122和O3a1c-002611都是东夷标志性基因，为汉语系的形成奠定基础，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特征，源于东夷语。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最独特的语言，虽然与藏缅语有一些同源词，但是在音调和语法结构上与藏缅语有根本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语支：汉语系与藏缅语系。汉语之所以单有独成了一个语支，是因为东夷语言是上古汉语的底层。藏缅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东夷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
复旦大学按照方言归类的各方言区汉族父系基因频率图。从全国O3-M122分布图来看，胶辽官话区、冀鲁官话区O3-M122总比例高居首位，完全符合龙山文化分布图。O3-M122是汉族的标志性基因，O3比例越高，汉族血统越加纯正。各地方言O3比例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胶辽官话69.5%＞冀鲁官话67.5%＞中原官话62.6%＞北京官话61.5%＞东北官话60.7%＞粤语60.0%＞洪巢官话59.6%＞客家人59.5%＞吴语57.3%＞通泰官话56.2%＞赣语56.1%＞西南官话53.0%＞晋语51.0%＞闽语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