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唐代的有谁，宋代的有谁？ 唐宋八大家？分唐代的和宋代的，各是谁？
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拓展资料：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百度百科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起源“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人物列表及资料柳宗元韩愈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欧阳修苏洵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 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集》。 苏轼苏辙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曾巩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名,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事。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事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唐宋八大家之散文及其风格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炼，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复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于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于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于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于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于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着笔，对于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炼，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 永州八记健，峻洁精奇，为文勇于创新，尤擅长于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着。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于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炼，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于〈种树郭橐驮传〉则属于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于蛇的社会现实，对于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于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于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 醉翁亭记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于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于〈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于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于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于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于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炼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于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炼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于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于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于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于定见，并勇于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复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于《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于长于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于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于「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炼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尤长于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于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于〈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于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熏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于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着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镕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一、唐宋八大家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
曾巩（1019～1083）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苏辙（1039-1112）
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又有“小苏”之称。仁宗（赵祯）嘉佑年间进士。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个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希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