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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追求。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追求人民的幸福，最终成就了他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为人民谋幸福的伟业。同样，也是这种执着追求，温总理才与胡锦涛总书记一起，在国家处在改革攻坚阶段，社会深层次矛盾凸现的关键时期，担当了大国总理的重任，以忧民、亲民、爱民、为民的执政风格深得人民爱戴，并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巨大动力。
一种境界。温总理充满庄严、圣洁、正义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对宇宙力量的敬畏精神，意在告诉人们，每一个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里都是渺小的，宇宙间正义的力量是无限的。人们常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不要自我膨胀，都要时刻注重内在的修养，对权力、法律、道德，乃至对大自然、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持足够的敬畏。
一种胸怀。古人登“岳阳楼”而“先天下之忧”，今天，我们仰望天空，举头望月，当承担起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之重任。同时，有了这种胸怀和人文情怀，就能正确对待自身荣誉、挫折和困难，少考虑一些个人的发展、世俗的成功，而以更为广大的胸怀，把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价值。
一种精神。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强者需要一种精神，弱者更需要一种精神，顺利时需要一种精神，危难时更需要一种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事业，没有精神就没有成功。从温总理这段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的那种巨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是长歌问天产生的坚守真理和追求理想的勇气和拼搏精神。我们知道，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生命的力量是没有极限的。从生命的起源，到今天这个高度发达与文明的世界，从地球，月球，火星，到超越太阳系，超越银河系，人类的梦想一直在执着地延伸；生命的奥秘，技术的革命，文化的传承，社会的文明进步，人类的探索在挑战与挫折中执着地前行。。。。。。。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讲到大学精神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时。强调这就是精神，为此，他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地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来半点的弄虚作假。
一种寄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候，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阅读温总理的新诗《仰望星空》，虽然感到诗的意境博大精深、妙不可言！但是，更深、更妙的意境还在诗外，那就是《仰望星空》是一种寄托。正如他演讲时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总理的新诗《仰望星空》更深、更妙的意境就在于新诗寄托着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寄托着民族的未来。
二失败原因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三 推行新政，准备立宪。庚子事变之后，无数活生生的事实和血的教训，使慈禧逐渐认识到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欺辱的状况，只有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初十日，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变法诏书：“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为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她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三日下令成立了由礼亲王世铎、文渊阁大学士荣禄、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工部尚书瞿鸿禨组成的“督办政务处”，直接负责新政变法事务。上述5人是当时军机大臣的全班子，可见这督办处级别之高，影响之大，表明了慈禧对新政变法的重视。新政涉及的内容很多很广泛，大致有改革官制；改科举兴学堂；改革兵制，举办武备学堂；到国外考察；兴办商业、矿务等。后来慈禧又公开宣布9年后即到1916年实行君主立宪。上述新政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实行。无论慈禧实行新政、立宪是真心也好，被迫也好，但在客观上，毕竟做出了姿态，有了初步的行动，使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向前缓慢地迈出了一步。慈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四尽管清末新政有上述种种消极作用，但我们把它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时，不难发现，它却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
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1904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至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879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清末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1906年前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到此，清政权虽然仍是半新半旧的，但这毕竟是清朝政权机构迈入近代时期的开始。
第三，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清末新政时注意编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编成16镇。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