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11年间有多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历史学家马里乌斯 1945---1959的日本是什么样的一种历史状况
一、历史分期
1、先土器时代
2、旧石器时代
3、古代
绳文时代 【约中国先秦】
弥生时代（纪元前3世纪 - 3世纪）【约两汉】
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4世纪初 - 7世纪前半、8世纪初）【约魏晋南北朝】
飞鸟时代（6世纪终末 - 710年） 【约隋、唐前期】
奈良时代（710年 - 794年） 【唐代】
平安时代（794年 - 1184年）【唐、五代、宋】
4、中世
镰仓时代（1192年 - 1334年）【宋、元】
南北朝时代（1334年 - 1392年） 【元、明，注：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只是宫廷政变后，原来的天皇又跑到京都旁边不远的地方另立了朝廷，时间很短】
室町时代（1392年 - 1573年) （戦国时代） 【明，注：其间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
5、近世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 - 1598年）【明，即所谓“织丰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
江户时代（1603年 - 1868年）【明末、清】
6、近代-现代
明治（1868年 - 1911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大正（1911年 - 1926年） 【北洋军阀时期】
昭和（1926年 - 1989年） 【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平成（1989年 - ） 【第三代领导人至今】
二、日本各时代
日本本身没有朝代的概念，因为无论是哪个将军当政，都是和天皇并存的。将军虽然并不理会天皇的意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由天皇册封的。所以日本历史上只有时代。但是每个时代都可以认为是换了一个统治集团。到明治以前的天皇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权，也称不上是什么朝代。具体时代如下：
公元300-592年大和时代
公元592-710年 飞鸟时代
公元711-794年 奈良时代
公元794-1192年 平安时代
公元1192-1333年 镰仓幕府时代
公元1333-1392年 南北朝时期
公元1393-1573年 室町幕府时代
公元1573-1603年 织丰时期
公元1603-1867年 江户幕府时代
公元1868-1911年 明治时代
公元1912-1925年 大正时代
公元1926-1988年 昭和时代
公元1989-至今平成时代
三、各历史时期简述
早期历史
1、旧石器时代
日本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才得到较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大部分时间，即距今十万年前发展缓慢。考古研究发现，在几十万年前来自中国北方的原始人类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上居住，极少量人在距今约十万年前才又开始迁徙到日本。日本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诞生于约十万年前，考古学和人类学观点认为日本民族主要由东北亚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古代中原人 、长江下游的吴越人、 少数马来人以及少数来自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逐渐迁移到日本混合衍变而来。从战国后期来，大量燕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和越国人等为躲避战乱逃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后至清朝时，在中国北方出现战乱和灾害时，又陆续有中国人移民朝鲜半岛，后来又从此处向东或向南到了日本或到日本列岛。
2、绳文时代
距今约1万2千年，因末次冰期结束而开始急剧温暖化，使得人们的文化与生活产生极大变化，除了琉球群岛以外，全岛进入下个时代，绳文时代。其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晩期这6期。这个时候的人们制作绳文式陶器，以狩猎、捕捞及采集为生，使用弓箭狩猎、贝冢渔捞、采集植物等经营生活，使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等等。构成了贫富与阶级有别的社会。早期以后迈向定居化，大部分住在半地穴式房屋（竖穴式住居）。也进行栽培，后期到晩期间种植稻，绳文时代于前公元300年正式结束。
3、弥生时代
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50年之间被称为弥生时代。这个时代的命名是由在这个时期被视为有代表性特征的弥生式陶器而来，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耕社会，从北部九州向日本列岛各地快速蔓延开。当时的日本列岛被中国称呼为倭、倭国。
公元前300年，水稻种植技术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4、古坟时代
古坟时代即盛行修筑古坟的时代（公元300年至公元600年）。前方后圆的大小古坟之后出现了群集坟，以奈良县为中心，散布在北起福岛县、南至熊本县和大分县的广大地区，5世纪又从宫城县扩展到鹿儿岛县。古坟起初只埋葬部族首领，由部族成员共同修筑。
封建时期
5、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始于约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年。此期以政治中心，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明日香村，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较为重大的事件有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等。
6、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公元710年至公元794年，因以奈良（平城京）为都得名。此时是律令制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多方面。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庄园扩大导致的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崩溃，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贵族内部政治斗争不断发生。经长屋王之变，藤原氏四卿、橘诸兄、僧玄昉等争权。又经藤原广嗣之乱，藤原仲麻吕排斥皇族成为第一个非皇族的太政大臣，僧道镜利用孝谦上皇复位，诛藤原仲麻吕，进升法王，企图以禅让方式觊觎皇位等一系列事件，使天皇专政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光仁天皇及桓武天皇时期，朝廷力图整顿混乱的政治形势，缩减财政开支，改革兵制，向东北地区扩展疆域，谋求整形和重新加强律令制。
7、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大致8世纪末至大致12世纪末。大致上分为三个时期：前期（794-967年）为律令制松懈但继续运用时期。中期（968-1068年）为摄关政治确立与全盛时期。后期（1069-1190）为院政与平氏政权时期。
8、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9、南北朝时代（1334年至1392年）
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今奈良县）的吉野，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史书还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经过多次攻防后，南朝的势力衰退，终于南朝的天皇把三神器交给北朝的天皇，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10、室町时代
指公元1392年至公元1573年。足利氏原是上野豪族，而且更是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同族，足利尊氏在京都的室町开设幕府，是为室町幕府。南北朝的统一是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进行的，他统一了以后，曾企图篡夺皇位。但在他死后，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阻止了此事。
战国时代
11、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至公元1603年）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但人们一般把北条早云的发迹看做是战国时代的开始，直到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12、大阪——江户对峙时期（1603年~1615年）
庆长八年（1603年），天皇下旨封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幕府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不久家康禅位于其子秀忠，自称大御所，完成了将军之位在德川家的传承，至此进入江户时代。然而作为关白的丰臣氏政权仍旧居于大阪城，并视幕府将军为臣子，此时期为大阪与江户的对峙时期。庆长十九年（1614）冬至庆长二十年夏（1615）的两次大阪之战幕府终于消灭了大阪的丰臣氏，此役辉煌一时的丰臣氏家族灰飞烟灭。大阪之战为日本战国划上了惨烈的句号。
13、江户时代
1603年（庆长8年）至1867年（庆应3年）间被称为江户时代，此间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政治一安定经济也跟着发展，在德川纲吉时代景气良好，商人与町人盛行元禄文化（元禄文化）昌盛。
近代时期
14、明治时代
国门大开
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四条蒸汽船闯进日本的江户湾，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对外通商，日本上下惊慌失措。
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门死死关上。外国人中仅有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从事商业活动，国民没有信仰自由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
倒幕运动
明治天王
在当时所发生的抗议和反对运动中，有一些暴动竟有4000农民参与，而且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势。在武士里也有大量的思想改革运动”。很快，“倒幕”阵营就壮大起来，不仅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小市民、中下层武士，也包括力主发展实业的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派。
明治维新
重掌朝政的明治天皇，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决心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4] 新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及废藩置县等等，这些改革被统称为明治维新。一方面，新政府确立国家制度，如设立帝国议会及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一方面，又以培植产业及加强军力（富国强兵）为国策推进，急速地发展成近代国家。
侵略扩张
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在甲午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及日俄战争中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其中的一角。在确保国际地位的同时，于1879年染指清朝朝贡国琉球国，并改设为冲绳县。后1910年吞并朝鲜。文化上，日本从欧美传入了新的学问。艺术上，带有未曾在日本出现过的个人主义小说，文学开始出现，与江户时代以前不同的文化展开了角逐。宗教上，改变了以往神佛合流的现象（神佛分离），出现了打压佛教（废佛毁释）等等的运动。
15、大正时代
大正年间（1912年-1926年）称为大正时代。明治天皇于1912年驾崩，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是为大正时代。大正元年，因为陆军倒阁而引起了第一次护宪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开始出现政党政治。
大正时代前期，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力最高峰的盛世，但1921年，大正天皇因病而由太子裕仁摄政，数年后发生关东大地震，以及在国际会议中节节败退，使日本社会日渐艰难。
战后时期
16、战后初期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实君立宪制为虚君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7、昭和时代后期
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连续三次组阁，任期也超过了恩师吉田茂及明治时代的桂太郎。他宣布引退后，自民党有五人参选党总裁，分别是佐藤派的田中角荣、大平派的大平正芳、福田派的福田赳夫、三木派的三木武夫，四人参与总裁选举。结果只有田中与福田二人出线，世称为角福战争，田中角荣成功拉拢大平、三木以及中曾根（康弘）结果以击败福田当选总裁组阁。
18、平成时代
昭和天皇于昭和64年（1989年）1月7日驾崩，子明仁继位，驾崩隔日起（1月8日）改元平成，称为平成时代（公元1989年至今）。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7月27日上午6时，东京海外广播局监听到旧金山播送的《波茨坦公告》。7月27日上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波茨坦公告》。7月3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赫然登出大字标题“日本正式拒绝同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国第509混合大队大队长保罗·贝蒂茨上校驾驶者B—29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绰号‘小男孩’的原子弹。8月9日上午10时30分，铃木首相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此次会议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2时20分。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广播五天前（8月10日深夜11时28分到12时5分，中间重录过一遍）录制的投降诏书。8月30日下午2时19分，美国五星上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乘坐C—54大型运输机抵达日本横滨厚木机场。9月2日，麦克阿瑟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军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9月10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战争罪行调查局确定了即将逮捕的第一批38名战犯嫌疑人名单，榜首的是东条英机。9月11日下午4时，美军军官克鲁斯中校向东条英机出示了逮捕证，东条英机开枪自杀未遂。9月13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第二批战犯嫌疑人名单，土肥原贤二等人名列其中。19日，盟军总司令部再次命令日本政府逮捕11名战犯。
1946年1月1日，日本公布了昭和天皇以招数形式发布的《人的宣言》，在天皇史上第一次向日本国民申明天皇是人不是神。2月，昭和天皇在良子皇后的陪同下，开始了165天，行程3300公里的全国视察，以期将皇室的新形象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1947年5月3日，新的《皇室典范》和《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长达1000多年的天皇统治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日本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起诉书中的25名甲级战犯作出了最终判决。
1946年3月20日，明仁从学习院初等科毕业。4月明仁正式进入学习院中等科就读，成了第一个不在皇家御学问所接受教育的皇太子。1946年10月到1950年11月，日本皇室打破了一贯重视尚武教育、极力避免妇女涉足皇太子教育的传统，聘请了一位在美国颇有声望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绝对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基督教贵格派教徒——培宁夫人为明仁皇太子教授英语。1952年3月，明仁结束了在学习院高等科的学业，进入了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科学习。
1957年8月19日，明仁与正田美智子在轻井泽的网球场上相识。1958年11月27日，正田美智子获批成为皇太子妃。1959年4月10日，明仁与美智子举行结婚大典。
从上可以看出，前面的几年主要是日本战败、战犯被审判等与二战有关的。后面，由于美国的介入，上到皇室，下到百姓都开始了民主化的发展。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改革，而且还有了第一位平民皇太子妃。自1956年起，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甲午战败后，清人对日本的看法一下子发生了重大转变：东瀛岛国一跃成了足为样板的“老师”。殊不知中日两国本质迥异，原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马里乌斯－詹森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移民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后来曾任司法院长的同盟会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但据说他的日语水平不敢恭维，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这些连日语都不会的中国留日学生们。）留日学生的水准低下原因复杂，但和其庞大人数相比，尤显问题之突出。美国学者任达指出，这种蜂拥留学日本的现象背后，暗示着把日本当做“垫脚石”，“使用后便遭抛弃”的理念，而“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他认为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中国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义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别提到描写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
另一方面，甲午之战意味着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无法躲避的利益觑觎者，而中日关系也逐渐变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留日的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写到：“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但是，与其说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让中国人感到迷惑，还不如说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景的懵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军神尾大佐率代表团访华，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神尾对张称甲午战争“彼此俱误”，而在“西洋白人日炽”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同教”，应该加强联络。（《张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说辞带有明显的哄骗色彩，其意在于为在华继续扩张殖民权益营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谎言竟为张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这般天真，实在可笑，究其原由应当还是对日本的无知。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提及，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仍蔑视日本为倭，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张之洞在轻蔑中夹杂推崇的复杂心态，可以视之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看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绪混合一处，结果是无论轻蔑或推崇都全无理智可言。但张之洞的幼稚非其个人特例，清季很多中国人都相信所谓“黄白种争”之论，并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亚洲宜自为唇齿论》里，称中国可以依赖的国家惟有日本，甚至连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也被视为俄国压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类观点一度颇为流行，上海《申报》刊登于1899年的一篇评论，还鼓吹与日本结盟，而日本未尝不为发动侵华战争感到忏悔，所以一定会接受中国的建议。（参见伍国《亚细亚的孤独者：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我认同》）以上诸般与虎谋皮的愚蠢观点，已经濒临滑稽的地步。但这种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长，罗志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文中以后来胡适的心路历程为例，点破了此一观点的可笑：日本人虽也主张“黄白种争”，却只是利用它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因败弱的中国要在“黄白种争”中服从日本的领导。
一战爆发之后，以二十一条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彻底结束了表面上较为和缓的时期，转而不断恶化。日本加强了对华的打压和干涉，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仇恨则与日俱增。不过，对于凡和日本沾边便一味排斥反对的做法，戴季陶称之为“智识上的义和团”。这种情绪化的极端趋势，和日方互为促动，最终令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战争。（参见美国学者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论》，至今仍堪称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国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在中国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国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的基本掌握，却满怀民族主义的亢奋。此等谬论堂皇刊载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韬为例，指出他对日本自相矛盾的变化观点，时而赞美时而痛斥的反复，来自于中国人“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便产生了“既爱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对清士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实情面前的精神状态的评语，仍旧是极为恰当的：“不能坦然面对”。这个评判之后一直到现在，还能普遍适用于中国人的对日看法，特别是在经历了残酷的八年全面战争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绝之后，以及在今天自诩国力日渐强盛的社会氛围之下，“坦然面对”似乎愈发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