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轨迹 一.分析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二.怎样理
作者&投稿：宇晶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
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
（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
（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
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
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
（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
一：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民族之间的交往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
②北方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得到了开发,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③外来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建筑、绘画、文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了它的文化的内涵.吸收了异域文化的成果,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继承了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创新,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的前提.
二：魏晋文学“自觉”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没有魏晋文学的繁荣,就不会有唐代文学的兴盛.另外,魏晋文学在文体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许多文体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成熟,都跟这个时期有关,如永明体对律诗的影响促成了唐代律诗出现,又如骈体文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魏晋文学对文人命运的思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
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
（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
（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
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
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