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分异 中国动植物南北分异界限是什么
作者&投稿：马咬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中国东部的升降差异及南北分异~
以“南”“北”论空间，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以谁为中心？先确定中心，继而谈南北。但“中心”是变化的，因时、因地、因人、因事都有不同。会议间歇中，与会学者曾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讨论过对于南北的认知。成长于上海的许纪霖教授，最熟悉自然是江浙一带的南与北——苏南和苏北。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说，对广州人来说，韶山以北，都是北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唐晓峰教授则与大家分享了另一个关于南北的认知经历，“我曾经去过昆明，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我谎称是湖南人，对方听了就说，哦，你是北方人呀！”唐教授说，这个说法当时就震撼到他了，原来湖南还是北方呢！
谈笑中，已可见南北问题之复杂。中国这么大，地区间存在自然、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而谈论历史中的南北文化还有一层时间维度，那么，南北问题该如何谈起？我们在讨论南北问题到时候，想讨论的究竟是什么？许纪霖教授在会前指出，这次研讨会是头脑风暴式的，希望有文学、历史、地理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视野的与会学者能够在碰撞中激发新的思考和讨论。
说“南”道“北”
南北问题实在广博，事实上，在这次研讨会上差不多半数学者提交的报告并非是站在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谈论南北，而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展开，诸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报告的是《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谈的是“元人意识中的南部中国文化优势”，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的题目则是《南徼北腔——“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及其余绪》，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瞿骏副教授谈的则是1920年代读书人的南北之争，等等。而另外一些相对宏观的讨论题目则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的《作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南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的《从商业制度史看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的《古代华北：环境与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的《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等。这两部分的报告倒也没有割裂分离之感，宏观题目的报告引发的话题与思考，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或延伸。
如何定义南北，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是宏观讨论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了南北在空间上的相对性以及谈论南北差异时的“生活样法”，也就是前文所述几位教授在谈笑中所说的南北认知问题。“具体到不同地方的人，其心目中的南北就颇不相同，但又不是所谓‘虚构’的，不仅存在于认知中，也表现在具体的生活样法上。”而从历史的维度来说，南北问题“有一个从‘中国’之外到中国之内的演变，而这一点陈序经已经注意到了。”罗教授说，“大约在先秦举四方以定中央的时候，南北更多是非我的他人；到春秋战国时已多在内（孔子就有南人之说，应已在近于国的天下之中，但仍有异类之意；孟子所分更细，如说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同样楚产的陈良因北学于中国就不是南蛮，也还多少带点非我的意味）；秦汉大一统之后，人们说到南北，就基本不出今日所谓中国范围了。”
至于在政治、文化、学术上的空间分异，论及南北，又是一个复杂问题。罗教授说，“至宋代科举考试南北分取，以学问为表征的南北差异基本固定化。而财赋以东南为重，也越来越明显。明朝的南北两京之设，大概可说是由朝廷带动的南北区隔。而一个源远流长的后果，则是清代江苏的宁苏分治。其初意并非迁就文化的差异，实际却适应了生活样法的不同，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无意中的互动，强化的划分南北的认知。同时两淮盐运使长期设在扬州，是另一实际的权势机构，而盐商的聚集对学问和文艺发展的影响也相当大。晚清的南北之分，有官方无意中的推促（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应有直接的作用），却因东西因素而起。也因此，从晚清开始，南北与新旧就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后来有些学者如陈序经，说南北其实意在东西，其中又涵括新旧。如陈先生的《南北文化观》一书，言东西的内容便远超过南北）。从东南互保开始，南北间暗存一种中央和地方的模式，因此而使中央不能‘大公无私’。入民国后中央和地方的色彩更明显，而不肯‘大公无私’则成双向的。由于彼此的不信任，南方的‘私心’有时甚或重于北方。不过因为史学界一向亲国民党，所以往往表现为得到世界承认的北政府反有些‘伪’的意味，而南政府则被说得更带正当性。故民国的南北，至少有文化的、政治的和学术的三大板块，始终存在紧张，后二者的变化还很常见。”
中国东部的松辽、华北、江汉平原是第四纪的大面积沉降区，接受相邻上升山系剥蚀而来的物质填充，是升降差异的反映。如华北平原钻井显示：平原西部太行山麓为粗碎屑沉积，向东主要为河湖相砂泥质沉积，并部分夹有玄武岩，再向东还夹有数层含海相化石层（图10-8）。
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是指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北部，主要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大兴安岭、乌鞘岭以东的地区，东临渤海和黄海。包括东北三省、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甘肃东南部，内蒙古、江苏、安徽北部。面积约占全国的20%，人口约占全国的40%，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居住在东北的满族、朝鲜族等
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是指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南部，主要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西面为青藏高原，东与南面临东海和南海，大陆海岸线长度约占全国的2/3以上。本区的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南部沿海和西南四省、市大部分地区。面积约占全国的25%，人口约占全国的55%，汉族占大多数。区内的少数民族有30多个，其人数5000多万，主要分布在桂、云、贵、川、湘、琼等地，人数较多的为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白、哈尼、傣、黎等族。
以“南”“北”论空间，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以谁为中心？先确定中心，继而谈南北。但“中心”是变化的，因时、因地、因人、因事都有不同。会议间歇中，与会学者曾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讨论过对于南北的认知。成长于上海的许纪霖教授，最熟悉自然是江浙一带的南与北——苏南和苏北。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说，对广州人来说，韶山以北，都是北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唐晓峰教授则与大家分享了另一个关于南北的认知经历，“我曾经去过昆明，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我谎称是湖南人，对方听了就说，哦，你是北方人呀！”唐教授说，这个说法当时就震撼到他了，原来湖南还是北方呢！
谈笑中，已可见南北问题之复杂。中国这么大，地区间存在自然、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而谈论历史中的南北文化还有一层时间维度，那么，南北问题该如何谈起？我们在讨论南北问题到时候，想讨论的究竟是什么？许纪霖教授在会前指出，这次研讨会是头脑风暴式的，希望有文学、历史、地理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视野的与会学者能够在碰撞中激发新的思考和讨论。
说“南”道“北”
南北问题实在广博，事实上，在这次研讨会上差不多半数学者提交的报告并非是站在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谈论南北，而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展开，诸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报告的是《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谈的是“元人意识中的南部中国文化优势”，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的题目则是《南徼北腔——“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及其余绪》，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瞿骏副教授谈的则是1920年代读书人的南北之争，等等。而另外一些相对宏观的讨论题目则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的《作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南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的《从商业制度史看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的《古代华北：环境与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的《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等。这两部分的报告倒也没有割裂分离之感，宏观题目的报告引发的话题与思考，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或延伸。
如何定义南北，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是宏观讨论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了南北在空间上的相对性以及谈论南北差异时的“生活样法”，也就是前文所述几位教授在谈笑中所说的南北认知问题。“具体到不同地方的人，其心目中的南北就颇不相同，但又不是所谓‘虚构’的，不仅存在于认知中，也表现在具体的生活样法上。”而从历史的维度来说，南北问题“有一个从‘中国’之外到中国之内的演变，而这一点陈序经已经注意到了。”罗教授说，“大约在先秦举四方以定中央的时候，南北更多是非我的他人；到春秋战国时已多在内（孔子就有南人之说，应已在近于国的天下之中，但仍有异类之意；孟子所分更细，如说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同样楚产的陈良因北学于中国就不是南蛮，也还多少带点非我的意味）；秦汉大一统之后，人们说到南北，就基本不出今日所谓中国范围了。”
至于在政治、文化、学术上的空间分异，论及南北，又是一个复杂问题。罗教授说，“至宋代科举考试南北分取，以学问为表征的南北差异基本固定化。而财赋以东南为重，也越来越明显。明朝的南北两京之设，大概可说是由朝廷带动的南北区隔。而一个源远流长的后果，则是清代江苏的宁苏分治。其初意并非迁就文化的差异，实际却适应了生活样法的不同，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无意中的互动，强化的划分南北的认知。同时两淮盐运使长期设在扬州，是另一实际的权势机构，而盐商的聚集对学问和文艺发展的影响也相当大。晚清的南北之分，有官方无意中的推促（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应有直接的作用），却因东西因素而起。也因此，从晚清开始，南北与新旧就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后来有些学者如陈序经，说南北其实意在东西，其中又涵括新旧。如陈先生的《南北文化观》一书，言东西的内容便远超过南北）。从东南互保开始，南北间暗存一种中央和地方的模式，因此而使中央不能‘大公无私’。入民国后中央和地方的色彩更明显，而不肯‘大公无私’则成双向的。由于彼此的不信任，南方的‘私心’有时甚或重于北方。不过因为史学界一向亲国民党，所以往往表现为得到世界承认的北政府反有些‘伪’的意味，而南政府则被说得更带正当性。故民国的南北，至少有文化的、政治的和学术的三大板块，始终存在紧张，后二者的变化还很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