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矿开采历史 山西煤炭的开采历史
作者&投稿：利董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中国煤矿开采历史~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1973年，在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下层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精煤制品。其中有：圆泡形饰25件，耳（王当）形饰6件，圆珠15件，和这些煤制品同时出土的还有碎煤精、精煤半成品和煤块97块。这些煤制品，经过前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研所鉴定，“呈弱油脂光泽，均一状结构，硬度、韧性均很大为其特点”，很容易用火柴点燃，燃烧时发出明亮而带黑烟的火焰，并发出一种烧橡皮的气味。经过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证明，其原料就是烛煤。这是世界上用煤最早的确凿证据，也是说明我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发现并开始利用煤炭的历史见证。
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省4处西周墓中出土了煤雕制品，其中，宝鸡市茹家庄一处就出土了200余枚之多。据此可以判断，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地区，煤炭已经被开采利用。
战国时期，除继续利用煤炭雕刻生活用品外，还在当时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煤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3处有关石涅的记载：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二处见于《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据有关专家考证，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风雨之山，分别位于今陕西凤翔、四川双流、什邡和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古今对照，以上各地均有煤炭产出，证明《山海经》的记载基本是对的，同时，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炭已被发现，而且已积累了一些找煤的初步地质知识。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煤井和相应的采煤技术，煤的用途，不仅用作生产燃料，而且还用于冶铁；不仅能够利用原煤，而且还把粉煤进行成型加工成煤饼，从而提高了煤炭的使用价值。煤的产地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甚至新疆也都有了产煤的记载。同时，煤雕工艺在这时已初步普及。
隋、唐至元代，煤炭开发更为普遍，用途更加广泛，冶金、陶瓷等行业均以煤作燃料，煤炭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煤的认识更加深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唐代用煤炼焦开始萌芽，到宋代，炼焦技术已臻成熟。1978年秋和1979年冬，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砖墓中发掘出大量焦炭。1957年冬至 1958年4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砚台镇发掘出3座宋、元时期的炼焦炉遗址。焦炭的出现和炼焦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煤炭的加工利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明朝到清道光20年(1840年)的时间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煤炭的开发，对发展煤炭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矿业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利于煤业的变化，煤炭行业的各个环节，比以前都有较大的进步。煤炭开发技术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尽管当时都是手工作业煤窑，但因其开采利用早于其他国家，因此，17世纪以前，中国煤炭技术和管理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日益衰败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阻碍了古代煤业的继续前进，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煤矿的诞生。
(二) 近代煤矿业简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出现近代航运业和机器工业，需要大量煤炭，而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清廷洋务派积极酝酿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于是近代煤矿开始出现。近代煤矿的主要标志，一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二是在提升、通风、排水三个生产环节上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排水机，其他生产环节仍然靠人力和畜力。这种技术状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49年，其中即或有所变化，也只是局部的、微小的。这是近代煤矿区别于古代手工煤窑和现代机械化矿井的主要技术特征。
我国最早的近代煤矿是台湾的基隆煤矿和河北的开平煤矿。基隆煤矿是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雇用英国煤师开办的，1876年兴建，1878年出煤，年产量约3～5万t，因经营管理不善，投产不久产量就日渐下降，1884年中法战争时，矿井被炸，停止生产。开平煤矿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76年命唐廷枢等筹建的，1877年筹办，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到1894年，平均日产达到1 500t，最高日产达2 000t。这期间还先后开办了规模大小不同、寿命长短不一的近代煤矿14个，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都有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因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规模很小，大多数都归于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势益衰，列强乘势接踵而来，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1898年4月，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15km)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此后，英、俄、法、日相继攫得了类似的权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1912年间，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煤矿权的条约、协定和合同共42项(包括其他矿藏)，涉及辽、吉、黑、滇、桂、川、皖、闽、黔、鲁、浙、晋、冀、热、豫、鄂、藏、新等19省。开办了开平、滦州、焦作、孟县、平定州(现平定县)、潞安、泽州、平阳府属煤矿、本溪湖、临城等规模较大的煤矿。外资煤矿的产量占中国当时近代煤矿总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1903年起，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1911年达到高潮。中国的爱国绅商，不满利源外流，在人民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的运动中，集资开办了一批煤矿。官僚买办见开煤矿有利可图，不愿坐失良机，亦想方设法开办煤矿。于是，从1895～1936年中国近代煤矿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煤矿，包括外资经营的，都陆续被其霸占，开采方式完全是掠夺性的。从1931～1945年，日本共霸占我国大小煤矿200多处，掠夺煤炭4.2亿t，被其破坏的煤炭资源不计其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煤矿29处，还采取资助经费等办法，鼓励私人开办煤矿，共59处，年总产量约为600多万t。在解放区，也办了一些小煤窑，供当地军民作燃料。据战后统计，晋、察、冀边区共有小煤窑473个，日产煤炭共计2 739t。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霸占的煤矿小部分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大部分被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受政治、军事形势多变的影响，有些煤矿几经易手，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崩溃，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些煤矿才陆续回到人民政府手中，但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 现代煤矿业简史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国时，各地人民政府从旧中国共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矿。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山东、安徽两省，除少数几处外，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已是千疮百孔，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例如，山西大同煤矿9对矿井全部被水淹没，机器设备破坏无遗，井下没有一个完好的工作面，地面没有一间完整的厂房，没有一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没有一条巷道可以正常通车，生产完全停顿；辽宁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和龙凤矿井已被水淹，基本停产；河南焦作煤矿18个坑口中11个完全破坏，7个仅剩井架，已完全停产；山东淄博、枣庄，山西阳泉等较大的煤矿也是一片废墟。新中国的煤矿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
建国伊始的头3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抓了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煤矿生产，并进行必要的改造。
1953年，我国开始了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保证钢铁基地炼焦用煤，解决华东地区缺煤和逐步改善煤矿布局等的需要，“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10个新矿区的建设。煤炭产量从1949年的3 243万t上升到1957年的13 073万t,提高4倍以上。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煤矿生产建设的需要，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配套的专业队伍。1955年7月又正式成立了煤田地质勘探、设计管理和基本建设三个总局，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强化了技术和队伍的培训工作，为以后煤炭工业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给煤炭工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采掘关系失调，巷道和设备失修，煤炭产量大起大落，基本建设浪费很大，不合格的煤田地质报告占60%。后来，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建设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10年动乱期间，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煤炭工业也经历了一场浩劫。72个矿务局相继下放给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止。
在国家统配煤矿受干扰，煤炭不能满足地方工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时候，地方小煤矿自发地有了较大的发展。1971年，全国地、县、队小煤矿的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1.35倍。为了使地方小煤矿得以巩固和发展，当时提出了“全党动手，各级办矿，多搞中小，以小为主，由小到大，由土到洋，成群配套，形成矿区，选择重点，建设基地”的40字方针。这些方针，既促进了小煤矿的发展，也为以后乡镇集体煤矿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贯彻“扭转北煤南运”，加快“大三线”建设的决策，从1966年起，陆续集中了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力量的40%，共37支勘探队奔赴江南各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又从北方抽调主要力量，加强了对西南、西北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工作。1973年，面对煤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北方煤炭储量大、开采条件好的如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因缺少力量虽有优势而难以发挥的现实，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矿基建队伍先后又从江南和西南回师北上。
总之，10年动乱给煤炭工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严重的。10年间，虽然原煤产量增长了92.2%，建成了720处新矿井。然而，却留下了不少长时间难于消除的后患。不少矿井为要产量，不择手段，重采轻掘，吃厚丢薄，忽视安全工作，留下种种恶果；打乱了地质勘探生产秩序，质量、效率急剧下降，而且“南征北战”延误了建设时间；矿井建设违反程序，忽视技术要求，降低工程质量，简易投产，留下许多后遗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煤炭工业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是恢复和建立了良好的煤炭生产秩序，使采掘关系走向正常，同时大力发展采掘机械，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实现了稳产调整，到1982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6.66亿t，较好地满足了发展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煤炭行业经过多方面探索，提出了一条发展煤炭工业的新路子。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基本要求、实现五个转变和12条具体方针。
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省4处西周墓中出土了煤雕制品，其中，宝鸡市茹家庄一处就出土了200余枚之多。据此可以判断，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地区，煤炭已经被开采利用。
战国时期，除继续利用煤炭雕刻生活用品外，还在当时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煤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3处有关石涅的记载：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二处见于《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据有关专家考证，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风雨之山，分别位于今陕西凤翔、四川双流、什邡和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古今对照，以上各地均有煤炭产出，证明《山海经》的记载基本是对的，同时，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炭已被发现，而且已积累了一些找煤的初步地质知识。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煤井和相应的采煤技术，煤的用途，不仅用作生产燃料，而且还用于冶铁；不仅能够利用原煤，而且还把粉煤进行成型加工成煤饼，从而提高了煤炭的使用价值。煤的产地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甚至新疆也都有了产煤的记载。同时，煤雕工艺在这时已初步普及。
隋、唐至元代，煤炭开发更为普遍，用途更加广泛，冶金、陶瓷等行业均以煤作燃料，煤炭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煤的认识更加深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唐代用煤炼焦开始萌芽，到宋代，炼焦技术已臻成熟。1978年秋和1979年冬，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砖墓中发掘出大量焦炭。1957年冬至 1958年4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砚台镇发掘出3座宋、元时期的炼焦炉遗址。焦炭的出现和炼焦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煤炭的加工利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明朝到清道光20年(1840年)的时间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煤炭的开发，对发展煤炭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矿业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利于煤业的变化，煤炭行业的各个环节，比以前都有较大的进步。煤炭开发技术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尽管当时都是手工作业煤窑，但因其开采利用早于其他国家，因此，17世纪以前，中国煤炭技术和管理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日益衰败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阻碍了古代煤业的继续前进，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煤矿的诞生。
(二) 近代煤矿业简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出现近代航运业和机器工业，需要大量煤炭，而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清廷洋务派积极酝酿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于是近代煤矿开始出现。近代煤矿的主要标志，一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二是在提升、通风、排水三个生产环节上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排水机，其他生产环节仍然靠人力和畜力。这种技术状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49年，其中即或有所变化，也只是局部的、微小的。这是近代煤矿区别于古代手工煤窑和现代机械化矿井的主要技术特征。
我国最早的近代煤矿是台湾的基隆煤矿和河北的开平煤矿。基隆煤矿是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雇用英国煤师开办的，1876年兴建，1878年出煤，年产量约3～5万t，因经营管理不善，投产不久产量就日渐下降，1884年中法战争时，矿井被炸，停止生产。开平煤矿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76年命唐廷枢等筹建的，1877年筹办，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到1894年，平均日产达到1 500t，最高日产达2 000t。这期间还先后开办了规模大小不同、寿命长短不一的近代煤矿14个，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都有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因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规模很小，大多数都归于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势益衰，列强乘势接踵而来，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1898年4月，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15km)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此后，英、俄、法、日相继攫得了类似的权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1912年间，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煤矿权的条约、协定和合同共42项(包括其他矿藏)，涉及辽、吉、黑、滇、桂、川、皖、闽、黔、鲁、浙、晋、冀、热、豫、鄂、藏、新等19省。开办了开平、滦州、焦作、孟县、平定州(现平定县)、潞安、泽州、平阳府属煤矿、本溪湖、临城等规模较大的煤矿。外资煤矿的产量占中国当时近代煤矿总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1903年起，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1911年达到高潮。中国的爱国绅商，不满利源外流，在人民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的运动中，集资开办了一批煤矿。官僚买办见开煤矿有利可图，不愿坐失良机，亦想方设法开办煤矿。于是，从1895～1936年中国近代煤矿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煤矿，包括外资经营的，都陆续被其霸占，开采方式完全是掠夺性的。从1931～1945年，日本共霸占我国大小煤矿200多处，掠夺煤炭4.2亿t，被其破坏的煤炭资源不计其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煤矿29处，还采取资助经费等办法，鼓励私人开办煤矿，共59处，年总产量约为600多万t。在解放区，也办了一些小煤窑，供当地军民作燃料。据战后统计，晋、察、冀边区共有小煤窑473个，日产煤炭共计2 739t。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霸占的煤矿小部分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大部分被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受政治、军事形势多变的影响，有些煤矿几经易手，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崩溃，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些煤矿才陆续回到人民政府手中，但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 现代煤矿业简史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国时，各地人民政府从旧中国共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矿。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山东、安徽两省，除少数几处外，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已是千疮百孔，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例如，山西大同煤矿9对矿井全部被水淹没，机器设备破坏无遗，井下没有一个完好的工作面，地面没有一间完整的厂房，没有一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没有一条巷道可以正常通车，生产完全停顿；辽宁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和龙凤矿井已被水淹，基本停产；河南焦作煤矿18个坑口中11个完全破坏，7个仅剩井架，已完全停产；山东淄博、枣庄，山西阳泉等较大的煤矿也是一片废墟。新中国的煤矿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
建国伊始的头3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抓了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煤矿生产，并进行必要的改造。
1953年，我国开始了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保证钢铁基地炼焦用煤，解决华东地区缺煤和逐步改善煤矿布局等的需要，“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10个新矿区的建设。煤炭产量从1949年的3 243万t上升到1957年的13 073万t,提高4倍以上。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煤矿生产建设的需要，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配套的专业队伍。1955年7月又正式成立了煤田地质勘探、设计管理和基本建设三个总局，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强化了技术和队伍的培训工作，为以后煤炭工业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给煤炭工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采掘关系失调，巷道和设备失修，煤炭产量大起大落，基本建设浪费很大，不合格的煤田地质报告占60%。后来，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建设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10年动乱期间，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煤炭工业也经历了一场浩劫。72个矿务局相继下放给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止。
在国家统配煤矿受干扰，煤炭不能满足地方工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时候，地方小煤矿自发地有了较大的发展。1971年，全国地、县、队小煤矿的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1.35倍。为了使地方小煤矿得以巩固和发展，当时提出了“全党动手，各级办矿，多搞中小，以小为主，由小到大，由土到洋，成群配套，形成矿区，选择重点，建设基地”的40字方针。这些方针，既促进了小煤矿的发展，也为以后乡镇集体煤矿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贯彻“扭转北煤南运”，加快“大三线”建设的决策，从1966年起，陆续集中了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力量的40%，共37支勘探队奔赴江南各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又从北方抽调主要力量，加强了对西南、西北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工作。1973年，面对煤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北方煤炭储量大、开采条件好的如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因缺少力量虽有优势而难以发挥的现实，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矿基建队伍先后又从江南和西南回师北上。
总之，10年动乱给煤炭工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严重的。10年间，虽然原煤产量增长了92.2%，建成了720处新矿井。然而，却留下了不少长时间难于消除的后患。不少矿井为要产量，不择手段，重采轻掘，吃厚丢薄，忽视安全工作，留下种种恶果；打乱了地质勘探生产秩序，质量、效率急剧下降，而且“南征北战”延误了建设时间；矿井建设违反程序，忽视技术要求，降低工程质量，简易投产，留下许多后遗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煤炭工业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是恢复和建立了良好的煤炭生产秩序，使采掘关系走向正常，同时大力发展采掘机械，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实现了稳产调整，到1982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6.66亿t，较好地满足了发展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煤炭行业经过多方面探索，提出了一条发展煤炭工业的新路子。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基本要求、实现五个转变和12条具体方针。
中国式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煤炭探明总储量在9000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三；已知含煤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而且煤种齐全。
我国利用煤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煤已成为一种重要产品，称为石涅或涅石。魏晋时期称煤炭为石墨，唐宋时期为石炭，明朝始称煤炭。公元前一世纪，煤已经用于冶铁和炼铜。17世纪中叶，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系统的记载了我国古代煤炭的开采技术，包括地质、开拓、采煤、支护、通风、提升以及瓦斯排放等技术，说明当时的采煤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作业生产的水平上，1949年全国煤炭年产量只有32.40Mt。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煤炭工业的发展，建设了大批新矿井，原煤产量飞速增长，1996年原煤产量已达13.3亿吨，居世界首位。在原煤产量中，国有重点煤炭和地方煤矿产量分别约占40%和60%。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发展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采煤、掘进、运输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和生产集中化程度迅速提高，平均单产工效增长较快，创造了许多新的记录。
1996年国有重点煤矿有72个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年产量超过1.00Mt，工作面平均数目达240.14个，平均年产77.1万t，平均回采工效 26.14t/工，综采比重占47.18%。兖州南屯综采队年产达3.50Mt。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国共329个普采工作面，平均年产24.7万t，其中有40个单体液压支架普采队，年产超过40万t ；普采面平均回采工效7.62t/工，产量比重占23.35%，峰峰（现冀中能源）万年矿普采队创年产80万t的记录。全国煤矿炮采工作面有4个队年产超过35万t，开滦矿区一炮采队曾创年产50万t的高产记录。
中国式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煤炭探明总储量在9000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三；已知含煤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而且煤种齐全。
我国利用煤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煤已成为一种重要产品，称为石涅或涅石。魏晋时期称煤炭为石墨，唐宋时期为石炭，明朝始称煤炭。公元前一世纪，煤已经用于冶铁和炼铜。17世纪中叶，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系统的记载了我国古代煤炭的开采技术，包括地质、开拓、采煤、支护、通风、提升以及瓦斯排放等技术，说明当时的采煤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作业生产的水平上，1949年全国煤炭年产量只有32.40Mt。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煤炭工业的发展，建设了大批新矿井，原煤产量飞速增长，1996年原煤产量已达13.3亿吨，居世界首位。在原煤产量中，国有重点煤炭和地方煤矿产量分别约占40%和60%。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发展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采煤、掘进、运输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和生产集中化程度迅速提高，平均单产工效增长较快，创造了许多新的记录。
1996年国有重点煤矿有72个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年产量超过1.00Mt，工作面平均数目达240.14个，平均年产77.1万t，平均回采工效 26.14t/工，综采比重占47.18%。兖州南屯综采队年产达3.50Mt。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国共329个普采工作面，平均年产24.7万t，其中有40个单体液压支架普采队，年产超过40万t ；普采面平均回采工效7.62t/工，产量比重占23.35%，峰峰（现冀中能源）万年矿普采队创年产80万t的记录。全国煤矿炮采工作面有4个队年产超过35万t，开滦矿区一炮采队曾创年产50万t的高产记录。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煤炭具有热力高和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比木炭更适应于金属冶炼，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便被用于冶铁了。1958年在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煤渣、煤块和用煤末掺和粘土、石英砂制成的煤饼，证明当时已使用煤炭制铁。联系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盐、冶之处大概皆依山川近铁炭”的记载，推测富有铁煤矿藏的三晋地区在汉代也已经将煤炭运用于冶铁业中了。由于使用煤炭作燃料，三晋地区的冶铜、冶铁业发展很快，唐朝时太原的铜镜、并州的刀剪，都是驰名全国的精品，每年都要上贡朝廷。宋代时，以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治润炼铁法在三晋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更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故有“河东铁、炭最盛”（《宋史·食货志》）的说法。 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更为可观，宋王朝遂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在产煤地区设官，掌管煤炭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商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煤利至微，窑户至苦”，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请求减除煤税，如庆历五年（1045年）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驻太原府）时，就曾上疏朝廷云：“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宋史·陈尧佐传》）然而，向煤炭业课税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政府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地区则以煤炭蕴藏丰富、开采量大，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人民长期以来开采煤炭，用之于生活之中，用之于冶铁、冶铜、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生产，还从煤中提炼黑矾、硫磺，逐渐地对乌黑的煤炭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旺火”的习俗，“上元之夕，家家烧炭，至夜炼（燃）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光绪《平定州志》），这种风俗也叫“塔火”、“棒槌火”，有些地方一直到现在仍旧保留着。在家、金时期，还有一种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
山西地区盐、铁、煤矿藏的开采，不仅给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满足了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被运用到边防和军队的建设中去，因而提高了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些丰富的矿藏又继续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1973年，在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下层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精煤制品。其中有：圆泡形饰25件，耳（王当）形饰6件，圆珠15件，和这些煤制品同时出土的还有碎煤精、精煤半成品和煤块97块。这些煤制品，经过前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研所鉴定，“呈弱油脂光泽，均一状结构，硬度、韧性均很大为其特点”，很容易用火柴点燃，燃烧时发出明亮而带黑烟的火焰，并发出一种烧橡皮的气味。经过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证明，其原料就是烛煤。这是世界上用煤最早的确凿证据，也是说明我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发现并开始利用煤炭的历史见证。
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省4处西周墓中出土了煤雕制品，其中，宝鸡市茹家庄一处就出土了200余枚之多。据此可以判断，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地区，煤炭已经被开采利用。
战国时期，除继续利用煤炭雕刻生活用品外，还在当时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煤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3处有关石涅的记载：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二处见于《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据有关专家考证，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风雨之山，分别位于今陕西凤翔、四川双流、什邡和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古今对照，以上各地均有煤炭产出，证明《山海经》的记载基本是对的，同时，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炭已被发现，而且已积累了一些找煤的初步地质知识。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煤井和相应的采煤技术，煤的用途，不仅用作生产燃料，而且还用于冶铁；不仅能够利用原煤，而且还把粉煤进行成型加工成煤饼，从而提高了煤炭的使用价值。煤的产地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甚至新疆也都有了产煤的记载。同时，煤雕工艺在这时已初步普及。
隋、唐至元代，煤炭开发更为普遍，用途更加广泛，冶金、陶瓷等行业均以煤作燃料，煤炭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煤的认识更加深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唐代用煤炼焦开始萌芽，到宋代，炼焦技术已臻成熟。1978年秋和1979年冬，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砖墓中发掘出大量焦炭。1957年冬至 1958年4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砚台镇发掘出3座宋、元时期的炼焦炉遗址。焦炭的出现和炼焦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煤炭的加工利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明朝到清道光20年(1840年)的时间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煤炭的开发，对发展煤炭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矿业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利于煤业的变化，煤炭行业的各个环节，比以前都有较大的进步。煤炭开发技术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尽管当时都是手工作业煤窑，但因其开采利用早于其他国家，因此，17世纪以前，中国煤炭技术和管理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日益衰败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阻碍了古代煤业的继续前进，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煤矿的诞生。
(二) 近代煤矿业简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出现近代航运业和机器工业，需要大量煤炭，而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清廷洋务派积极酝酿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于是近代煤矿开始出现。近代煤矿的主要标志，一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二是在提升、通风、排水三个生产环节上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排水机，其他生产环节仍然靠人力和畜力。这种技术状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49年，其中即或有所变化，也只是局部的、微小的。这是近代煤矿区别于古代手工煤窑和现代机械化矿井的主要技术特征。
我国最早的近代煤矿是台湾的基隆煤矿和河北的开平煤矿。基隆煤矿是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雇用英国煤师开办的，1876年兴建，1878年出煤，年产量约3～5万t，因经营管理不善，投产不久产量就日渐下降，1884年中法战争时，矿井被炸，停止生产。开平煤矿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76年命唐廷枢等筹建的，1877年筹办，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到1894年，平均日产达到1 500t，最高日产达2 000t。这期间还先后开办了规模大小不同、寿命长短不一的近代煤矿14个，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都有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因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规模很小，大多数都归于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势益衰，列强乘势接踵而来，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1898年4月，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15km)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此后，英、俄、法、日相继攫得了类似的权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1912年间，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煤矿权的条约、协定和合同共42项(包括其他矿藏)，涉及辽、吉、黑、滇、桂、川、皖、闽、黔、鲁、浙、晋、冀、热、豫、鄂、藏、新等19省。开办了开平、滦州、焦作、孟县、平定州(现平定县)、潞安、泽州、平阳府属煤矿、本溪湖、临城等规模较大的煤矿。外资煤矿的产量占中国当时近代煤矿总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1903年起，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1911年达到高潮。中国的爱国绅商，不满利源外流，在人民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的运动中，集资开办了一批煤矿。官僚买办见开煤矿有利可图，不愿坐失良机，亦想方设法开办煤矿。于是，从1895～1936年中国近代煤矿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煤矿，包括外资经营的，都陆续被其霸占，开采方式完全是掠夺性的。从1931～1945年，日本共霸占我国大小煤矿200多处，掠夺煤炭4.2亿t，被其破坏的煤炭资源不计其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煤矿29处，还采取资助经费等办法，鼓励私人开办煤矿，共59处，年总产量约为600多万t。在解放区，也办了一些小煤窑，供当地军民作燃料。据战后统计，晋、察、冀边区共有小煤窑473个，日产煤炭共计2 739t。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霸占的煤矿小部分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大部分被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受政治、军事形势多变的影响，有些煤矿几经易手，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崩溃，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些煤矿才陆续回到人民政府手中，但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 现代煤矿业简史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国时，各地人民政府从旧中国共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矿。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山东、安徽两省，除少数几处外，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已是千疮百孔，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例如，山西大同煤矿9对矿井全部被水淹没，机器设备破坏无遗，井下没有一个完好的工作面，地面没有一间完整的厂房，没有一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没有一条巷道可以正常通车，生产完全停顿；辽宁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和龙凤矿井已被水淹，基本停产；河南焦作煤矿18个坑口中11个完全破坏，7个仅剩井架，已完全停产；山东淄博、枣庄，山西阳泉等较大的煤矿也是一片废墟。新中国的煤矿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
建国伊始的头3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抓了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煤矿生产，并进行必要的改造。
1953年，我国开始了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保证钢铁基地炼焦用煤，解决华东地区缺煤和逐步改善煤矿布局等的需要，“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10个新矿区的建设。煤炭产量从1949年的3 243万t上升到1957年的13 073万t,提高4倍以上。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煤矿生产建设的需要，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配套的专业队伍。1955年7月又正式成立了煤田地质勘探、设计管理和基本建设三个总局，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强化了技术和队伍的培训工作，为以后煤炭工业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给煤炭工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采掘关系失调，巷道和设备失修，煤炭产量大起大落，基本建设浪费很大，不合格的煤田地质报告占60%。后来，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建设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10年动乱期间，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煤炭工业也经历了一场浩劫。72个矿务局相继下放给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止。
在国家统配煤矿受干扰，煤炭不能满足地方工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时候，地方小煤矿自发地有了较大的发展。1971年，全国地、县、队小煤矿的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1.35倍。为了使地方小煤矿得以巩固和发展，当时提出了“全党动手，各级办矿，多搞中小，以小为主，由小到大，由土到洋，成群配套，形成矿区，选择重点，建设基地”的40字方针。这些方针，既促进了小煤矿的发展，也为以后乡镇集体煤矿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贯彻“扭转北煤南运”，加快“大三线”建设的决策，从1966年起，陆续集中了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力量的40%，共37支勘探队奔赴江南各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又从北方抽调主要力量，加强了对西南、西北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工作。1973年，面对煤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北方煤炭储量大、开采条件好的如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因缺少力量虽有优势而难以发挥的现实，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矿基建队伍先后又从江南和西南回师北上。
总之，10年动乱给煤炭工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严重的。10年间，虽然原煤产量增长了92.2%，建成了720处新矿井。然而，却留下了不少长时间难于消除的后患。不少矿井为要产量，不择手段，重采轻掘，吃厚丢薄，忽视安全工作，留下种种恶果；打乱了地质勘探生产秩序，质量、效率急剧下降，而且“南征北战”延误了建设时间；矿井建设违反程序，忽视技术要求，降低工程质量，简易投产，留下许多后遗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煤炭工业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是恢复和建立了良好的煤炭生产秩序，使采掘关系走向正常，同时大力发展采掘机械，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实现了稳产调整，到1982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6.66亿t，较好地满足了发展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煤炭行业经过多方面探索，提出了一条发展煤炭工业的新路子。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基本要求、实现五个转变和12条具体方针。
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省4处西周墓中出土了煤雕制品，其中，宝鸡市茹家庄一处就出土了200余枚之多。据此可以判断，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地区，煤炭已经被开采利用。
战国时期，除继续利用煤炭雕刻生活用品外，还在当时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煤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3处有关石涅的记载：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二处见于《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据有关专家考证，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风雨之山，分别位于今陕西凤翔、四川双流、什邡和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古今对照，以上各地均有煤炭产出，证明《山海经》的记载基本是对的，同时，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炭已被发现，而且已积累了一些找煤的初步地质知识。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煤井和相应的采煤技术，煤的用途，不仅用作生产燃料，而且还用于冶铁；不仅能够利用原煤，而且还把粉煤进行成型加工成煤饼，从而提高了煤炭的使用价值。煤的产地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甚至新疆也都有了产煤的记载。同时，煤雕工艺在这时已初步普及。
隋、唐至元代，煤炭开发更为普遍，用途更加广泛，冶金、陶瓷等行业均以煤作燃料，煤炭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煤的认识更加深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唐代用煤炼焦开始萌芽，到宋代，炼焦技术已臻成熟。1978年秋和1979年冬，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砖墓中发掘出大量焦炭。1957年冬至 1958年4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砚台镇发掘出3座宋、元时期的炼焦炉遗址。焦炭的出现和炼焦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煤炭的加工利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明朝到清道光20年(1840年)的时间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煤炭的开发，对发展煤炭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矿业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利于煤业的变化，煤炭行业的各个环节，比以前都有较大的进步。煤炭开发技术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尽管当时都是手工作业煤窑，但因其开采利用早于其他国家，因此，17世纪以前，中国煤炭技术和管理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日益衰败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阻碍了古代煤业的继续前进，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煤矿的诞生。
(二) 近代煤矿业简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出现近代航运业和机器工业，需要大量煤炭，而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清廷洋务派积极酝酿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于是近代煤矿开始出现。近代煤矿的主要标志，一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二是在提升、通风、排水三个生产环节上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排水机，其他生产环节仍然靠人力和畜力。这种技术状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49年，其中即或有所变化，也只是局部的、微小的。这是近代煤矿区别于古代手工煤窑和现代机械化矿井的主要技术特征。
我国最早的近代煤矿是台湾的基隆煤矿和河北的开平煤矿。基隆煤矿是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雇用英国煤师开办的，1876年兴建，1878年出煤，年产量约3～5万t，因经营管理不善，投产不久产量就日渐下降，1884年中法战争时，矿井被炸，停止生产。开平煤矿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76年命唐廷枢等筹建的，1877年筹办，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到1894年，平均日产达到1 500t，最高日产达2 000t。这期间还先后开办了规模大小不同、寿命长短不一的近代煤矿14个，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都有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因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规模很小，大多数都归于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国势益衰，列强乘势接踵而来，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1898年4月，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15km)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此后，英、俄、法、日相继攫得了类似的权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1912年间，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煤矿权的条约、协定和合同共42项(包括其他矿藏)，涉及辽、吉、黑、滇、桂、川、皖、闽、黔、鲁、浙、晋、冀、热、豫、鄂、藏、新等19省。开办了开平、滦州、焦作、孟县、平定州(现平定县)、潞安、泽州、平阳府属煤矿、本溪湖、临城等规模较大的煤矿。外资煤矿的产量占中国当时近代煤矿总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1903年起，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1911年达到高潮。中国的爱国绅商，不满利源外流，在人民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的运动中，集资开办了一批煤矿。官僚买办见开煤矿有利可图，不愿坐失良机，亦想方设法开办煤矿。于是，从1895～1936年中国近代煤矿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煤矿，包括外资经营的，都陆续被其霸占，开采方式完全是掠夺性的。从1931～1945年，日本共霸占我国大小煤矿200多处，掠夺煤炭4.2亿t，被其破坏的煤炭资源不计其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煤矿29处，还采取资助经费等办法，鼓励私人开办煤矿，共59处，年总产量约为600多万t。在解放区，也办了一些小煤窑，供当地军民作燃料。据战后统计，晋、察、冀边区共有小煤窑473个，日产煤炭共计2 739t。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霸占的煤矿小部分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大部分被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受政治、军事形势多变的影响，有些煤矿几经易手，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崩溃，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些煤矿才陆续回到人民政府手中，但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 现代煤矿业简史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国时，各地人民政府从旧中国共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矿。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山东、安徽两省，除少数几处外，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已是千疮百孔，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例如，山西大同煤矿9对矿井全部被水淹没，机器设备破坏无遗，井下没有一个完好的工作面，地面没有一间完整的厂房，没有一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没有一条巷道可以正常通车，生产完全停顿；辽宁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和龙凤矿井已被水淹，基本停产；河南焦作煤矿18个坑口中11个完全破坏，7个仅剩井架，已完全停产；山东淄博、枣庄，山西阳泉等较大的煤矿也是一片废墟。新中国的煤矿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
建国伊始的头3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抓了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煤矿生产，并进行必要的改造。
1953年，我国开始了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保证钢铁基地炼焦用煤，解决华东地区缺煤和逐步改善煤矿布局等的需要，“一五”期间，重点扩建了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10个新矿区的建设。煤炭产量从1949年的3 243万t上升到1957年的13 073万t,提高4倍以上。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煤矿生产建设的需要，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配套的专业队伍。1955年7月又正式成立了煤田地质勘探、设计管理和基本建设三个总局，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强化了技术和队伍的培训工作，为以后煤炭工业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给煤炭工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采掘关系失调，巷道和设备失修，煤炭产量大起大落，基本建设浪费很大，不合格的煤田地质报告占60%。后来，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建设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10年动乱期间，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煤炭工业也经历了一场浩劫。72个矿务局相继下放给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止。
在国家统配煤矿受干扰，煤炭不能满足地方工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时候，地方小煤矿自发地有了较大的发展。1971年，全国地、县、队小煤矿的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1.35倍。为了使地方小煤矿得以巩固和发展，当时提出了“全党动手，各级办矿，多搞中小，以小为主，由小到大，由土到洋，成群配套，形成矿区，选择重点，建设基地”的40字方针。这些方针，既促进了小煤矿的发展，也为以后乡镇集体煤矿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贯彻“扭转北煤南运”，加快“大三线”建设的决策，从1966年起，陆续集中了全国煤田地质勘探力量的40%，共37支勘探队奔赴江南各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又从北方抽调主要力量，加强了对西南、西北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工作。1973年，面对煤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北方煤炭储量大、开采条件好的如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因缺少力量虽有优势而难以发挥的现实，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矿基建队伍先后又从江南和西南回师北上。
总之，10年动乱给煤炭工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严重的。10年间，虽然原煤产量增长了92.2%，建成了720处新矿井。然而，却留下了不少长时间难于消除的后患。不少矿井为要产量，不择手段，重采轻掘，吃厚丢薄，忽视安全工作，留下种种恶果；打乱了地质勘探生产秩序，质量、效率急剧下降，而且“南征北战”延误了建设时间；矿井建设违反程序，忽视技术要求，降低工程质量，简易投产，留下许多后遗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煤炭工业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是恢复和建立了良好的煤炭生产秩序，使采掘关系走向正常，同时大力发展采掘机械，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实现了稳产调整，到1982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6.66亿t，较好地满足了发展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煤炭行业经过多方面探索，提出了一条发展煤炭工业的新路子。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基本要求、实现五个转变和12条具体方针。
中国式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煤炭探明总储量在9000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三；已知含煤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而且煤种齐全。
我国利用煤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煤已成为一种重要产品，称为石涅或涅石。魏晋时期称煤炭为石墨，唐宋时期为石炭，明朝始称煤炭。公元前一世纪，煤已经用于冶铁和炼铜。17世纪中叶，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系统的记载了我国古代煤炭的开采技术，包括地质、开拓、采煤、支护、通风、提升以及瓦斯排放等技术，说明当时的采煤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作业生产的水平上，1949年全国煤炭年产量只有32.40Mt。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煤炭工业的发展，建设了大批新矿井，原煤产量飞速增长，1996年原煤产量已达13.3亿吨，居世界首位。在原煤产量中，国有重点煤炭和地方煤矿产量分别约占40%和60%。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发展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采煤、掘进、运输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和生产集中化程度迅速提高，平均单产工效增长较快，创造了许多新的记录。
1996年国有重点煤矿有72个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年产量超过1.00Mt，工作面平均数目达240.14个，平均年产77.1万t，平均回采工效 26.14t/工，综采比重占47.18%。兖州南屯综采队年产达3.50Mt。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国共329个普采工作面，平均年产24.7万t，其中有40个单体液压支架普采队，年产超过40万t ；普采面平均回采工效7.62t/工，产量比重占23.35%，峰峰（现冀中能源）万年矿普采队创年产80万t的记录。全国煤矿炮采工作面有4个队年产超过35万t，开滦矿区一炮采队曾创年产50万t的高产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