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时代幽卅城是哪里 杨家将中的幽州在现在的什么地方？
宋代随州属京西南路，距汴京较近。朝廷奖励农耕、蠲租免税之类措施的实行，随州多能先得其实惠。宋初多旷土，是一种普遍现象，京畿附近亦难免。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之地，开垦的土地仅占十分之二三《长编》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 政府大力劝民垦田，旷土虽不断有所开辟，但不断出现新的抛荒现象。“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六月甲午》。 贫富悬殊，田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是地主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现象。朝廷发布过诏令：“募民请佃诸州旷土，便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六月丁酉》。 这一诏令在随州一带的贯彻是较得力的，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都登记在册，以凭论功行赏。赵宋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政之本”在稼穑农耕，特设劝农使。劝农使陈靖积极活动在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随州一带是劝农使往来频繁地带，使开垦岁增。劝农使的任务，除“劝恤农民，以时耕垦”之外，还有两件事，一为招集逃散，即将逃离本乡本土的流民招抚回乡，创造条件使其恢复生产；另一为检括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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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小民的切肤之痛是赋役繁重，随州亦不例外。所谓“陷税”即偷税、漏税。随州陷税问题较轻，因为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种桑柘，毋得增税，“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为求均税，实行方田法，从京西、河北两路开始。宋代交纳赋税有固定的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这叫支移。本来支移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由于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不按规定“徙丰就歉”，即以丰收地方的物资调剂歉收地方的困难；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徙歉以就丰”，通过这一手段以中饱私囊。贫下户虽免支移，然估价既高，更收脚力钱，成为变相的税外之税。与支移联系在一起的“折变”，对小民是一种折磨，因交实物不方便，就将实物折算成现钱。贪官污吏耍花招，“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辗转折算，小民是越折算越吃亏。南宋时，“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小民卖出的物品价贱，而官府折算的价钱比实价要贵一倍两倍，支移折变给小民的痛苦极大。而京西路旧不支移，随州百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一痛苦。到北宋末徽宗时，政治腐朽，朝廷挥霍无度，崇宁(1102—1106年)中命令“支移所宜同，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从此经常征收脚费，一斗交钱56文《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相当元丰(1078—1085年)年间正税的数目，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百姓不堪其苦，推行30余年后，地里脚钱不到一斗的，全减免；凡税钱不到一斗的，支移皆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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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除享受不支移的优惠外，还享受过不榷的照顾。随州与陈、滑、蔡、颍、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即在这一带官府不实行酒的专卖和课税。太平兴国(976—983年)时改行榷酤法，官府获利无几，民间被害甚大《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冬十月辛未》及《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说明这一带民风淳朴，嗜酒者少，酒的消耗量小，这是原来不榷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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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膏腴官田多，承租官田的，“官贷牛、种，八年乃偿”《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京西路租佃官田者，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为其他地方所罕见。宋代“州县既广，徭役益众”，民户多因役重破产，“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为规避重役出家当和尚的，赵州即有上千人。庆历(1041—1048年)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万一不足使用，以厢兵代役，京西南路的随州在“裁损役人”之列，“土地不敢多耕”的现象有所缓和。当然，土地抛荒与人口逃亡难以完全避免，但比不裁损役人之处在程度上必然有所不同。为解救百姓疾苦，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常平仓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惠民仓则是遇岁歉，减价抛出以惠民。京东西路常平仓的设置比荆湖、川峡、广南早15年《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随州人民的疾苦的减轻虽是有限度的，但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南宋初年，随州居对敌前线，权势之家大量南移，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南，争占圩田、围田，与两浙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包占水荡，影响到广大农民排涝灌溉。会稽一半田亩靠鉴湖灌溉，兴化的木兰陂滋润民田万顷，这类大型水利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官豪侵占，填淤益狭”。随州一带，却没有发生这类灾难性的事情。随州一带，出现“土广人稀”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赋轻税少。“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江南“狭乡”的百姓往安、复、岳、鄂流动，吸引力就是“土广人稀”与赋轻税少。南宋绍兴四年明令蠲襄阳等六郡(包括随州)三年租税。在两淮、京西、湖北，“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田宽税轻，为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其他地区比较，随州占有不可多得的优势。元代经济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突出的有两大成就：
(一)水田之制的推广
自汉魏晋唐起，在陈、许、邓、颍、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成为敦本劝农的一条重要方法。有识之士认识到水田大大优于陆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为推广水田之制，有人提出具体方案：“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据估算，如此约可亩收3斛，岁可得15万斛。在七州之间置20屯，岁可得300万斛。推行水田之制，二三年间，即可致仓廪充实。这一建议为宋太宗所采纳，立即派人赶往诸州积极进行筹备，宋太宗是积极支持推广水田之制的《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戊申》及《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何承矩提倡在河北建水田种稻，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毫不气馁，载稻穗数车送京师，以实物实证平息异议《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使水田之制在北方得以巩固。真宗时，京西路种植水稻事仍存在着斗争，真宗任命耿望为京西转运使，制置营田事，种稻三百余顷。耿望初以大理寺丞武程总管营田务事，岂知武程是反对种稻的，上疏言其不便，幸好皇帝不为所惑，将武程调往他郡，另委任新人《长编》卷44《咸平二月四月丙子》。 随州水田之制的推广，得力于宋初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们认识到水田之利，对水田之制的推广很坚定。元代继宋代之后，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将江南种稻能手迁徙到河北、河南，更在大都(今北京)附近开辟重要的稻产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元史》卷138《脱脱传》。在这广阔的稻产区内，连年丰收。此外，在陕西、甘肃等省种上水稻。水稻是元代主要粮食作物，元代水稻品种，据保守的估计，糯稻有20种，粳稻更达50种之多周履靖《夷门广牍·稻品》。此书真伪杂出，此数字可信。 宋元时期推广水田之制是成功的。
(二)棉纺织业的兴起
中国的丝织业，久负盛名，名扬世界。宋代随州丝织业在京西南路中独占鳌头。南宋纺织业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内容，即棉纺织业的兴起。棉花有两种，一为多年生木棉，一为一年生草棉。木棉或称树棉，原产地为非洲。亚洲木棉分布在印度、越南、马来群岛、柬埔寨和我国南部地区。草棉是亚洲古代栽培植物之一，起源于野生草棉，在南亚、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南部和贵州都有野生棉的分布。我国棉花的种植，渐次由两广、福建而推广到江南，这称为南道棉；从西域传至陕西的称为北道棉。南北道棉会合于最适宜于种植棉花的黄河流域。我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而转移的，由海南、闽广而完成其转移于东南地区。随州在南宋，至迟在元代开始植棉李（王番）《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页234，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宋代及以后，棉花的栽培大概已普及全国。”此说较含糊，所谓“以后”似应指元代。“大概”二字似可删。
元代棉花的种植已相当普遍，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随州适宜植棉，气候适宜，地理条件优越。特别是南宋地广人稀，到元代这种情况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地广人稀的情况更有所发展，更利于推广棉花的种植；不可忽略的是元政府以强制手段推广植棉，对尚未植棉的地区，硬性规定，以棉布纳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每年收木棉10万匹。这一规定不够合理而一度废止。元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税之制，规定交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元史》卷15《世祖十二》及同书卷93《食货·税粮》。 适应这一需要，未植棉地区纷纷植棉。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开端于宋元时期，这就把家庭手工业开始从狭小的特产式的范围，推向适合于广大人民需要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国民经济领域。
二、随州经济发展的阻力
南宋初秦桧当政时，曾偷偷摸摸指示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民力重困，饿死者众。”随州亦难逃这一厄运。?随州不利于发展经济的因素不少：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长期根深蒂固；宋金对峙时期，地处边防前线，支援前线的担子沉重；即令在相对安定时期，人心不安，影响到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随州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而言是轻一点，但随州实行的“推置”与“对籴”，对百姓仍是苦不堪言。“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推置，即搜刮积粮；对籴，即提高租额。因非“常制”就更可怕了，随时都可能有这样的负担或那样的负担强加在百姓头上。
元代随州农民的灾难更甚于宋代。阶级压迫之外，加上民族压迫。元朝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元朝的四等人，第一等为蒙古人，地位最高，特权最多；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欧洲人；第三等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境内的人民和西南各族人民， 随州人划归第四等，特别受歧视，丧失一切自由，夜间禁止通行，不得集会结社，不得聚众畋猎。在蒙古军入侵初期，大肆屠杀汉人，继而不断搜刮马匹、丁壮、粮食，许多良田变成牧场。特别在进攻南宋时，对投降的州县，勒索金银曰“撒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进城后，杀人放火，劫夺子女玉帛，曰“打虏”。“撒花”与“打虏”的痛苦灾难，随州百姓都亲身经历过，不少无辜百姓在这些痛苦灾难中丧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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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限制牧场多占民田，禁止放牧破坏农桑；提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扶持屯田户和移民，给以牛具、农器、种粮；政府颁行《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耕种经验。这对随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蒙古军南下时几进几出、反复蹂躏随州，使随州一度中断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在元世祖的努力下，随州经济有所复苏，但元世祖的经济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其注意力偏重于边疆开发，即原来人烟稀少的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元世祖继承成吉思汗的移民政策，组织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即开平、内蒙多伦附近)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并将内地工匠迁去以传授制陶等技术。在东北建肇州城“定市里，安民居”。在西北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在西南地区派人于无粳稻桑麻处，教民播种，修陂池以备水旱。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相形之下，随州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元代显得缓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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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手工业有重大进步，丝织业极发达，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织金技术有了空前成就。本来丝织业有一定基础的随州，到了元代反而显得沉寂无声，在宋代列为上州的随州，元代成为下州。元代商业掌握在蒙古贵族及西域商人手中，商业活跃于大都、泉州、杭州和东南沿海诸口岸，长城以北地区出现一些新兴城市。随州的商业，未能与全国的商业同步兴盛。忽必烈初即位时，为与南宋互市，在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建立过榷场，因处于战争状态，时开时闭。随州在元代的地位大不如前，在全国商业城市上很难排上座次，与交通不便有关；相反，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得到了发展，如扬州，南濒长江，又是元代新运河的起点，成为江淮一带的经济枢纽、贸易中心。溯长江而上，江宁(今南京)、芜湖、武昌、江陵，工商业发达。处于汉水中游的襄阳，成为南北贸易中心，其丝织业在宋代不如随州，到元代一跃而居随州之上。
幽州，古代行政区划，以幽州突骑闻名古史。故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广安门附近。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言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
幽州是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隋唐时，幽州东夷都护府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句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
扩展资料：
幽州原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七年，隋炀帝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经黄河入永济渠至涿郡，同年又动用江淮以南民夫船只运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南）。
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由于永济渠的凿通运河的终点涿郡又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隋唐时幽州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句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幽州
燕云十六州是指：
幽州（今北京）、
顺州（今北京顺义）、
儒州（今北京延庆）、
檀州（今北京密云）、
蓟州（今河北蓟县）、
涿州（今河北涿州）、
瀛州（今河北河间）、
莫州（今河北任丘北）、
新州（今河北涿鹿）、
妫州（今河北怀来）、
武州（今河北宜化）、
蔚州（今河北蔚县）、
应州（今山西应县）、
寰州（今山西朔州东）、
朔州（今山西朔州）、
云州（今山西大同）。
望采纳
河北省内，后梁割让给辽朝，契丹称之为南京。
燕山山脉，现在北京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