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有谁能用自己的观点说下吗，感谢。。 我想了解一下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没有经过美化的那种，希望推...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天朝的崩溃》
本书围绕鸦片战争展开的系统的研究与讨论。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
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
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2．地主阶级洋务派
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3．农民阶级
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
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6．资产阶级激进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不仅抵抗了帝国主义的历次侵略战争，而且还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这些斗争，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
以洪秀全为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从1851年广西金田村起义开始，轰轰烈烈地继续了十四年之久，发展到十八个省，并占领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大大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对以后的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缺少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们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但是毕竟不可能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社会。终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以孙中山为首的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为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对于帝国主义，他们一直抱有浓厚的幻想，在对外宣传中，竟然表示承认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赔款与借款。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也没有把汉族的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看做革命的对象，不敢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把他们看做是革命的同盟军。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政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以后，革命党人竟幻想依靠议会斗争来限制封建军阀，幻想用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办法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以后，帝制虽然被推翻了，但是，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政权落在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手中。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各派封建军阀之间，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日益深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仍在坚持斗争，但是他们幻想依靠这一派军阀去打倒那一派军阀，企图以此来推动他们的事业，因而一再失败，十分苦闷。百年历史的实践早就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救不了中国的(这主要是因为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是一个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的并受帝国主义摆布的经济落后于世界步伐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现在一些不汲取历史教训的小资产阶级史盲可怜虫又企图求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假如他们真正得逞，也只能是重蹈清末民初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覆辙。
辛亥革命的失败还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是不能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的，也是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新兴的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来。不过，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还要经过众多反复的磨难，才能达到政治上的成熟，以及树立起远大的政治眼光。在二十世纪，毛泽东对幼年的工人阶级用力推了一把，这将会加快工人阶级政治成熟的进程，每当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灾难和危机的时候，他们的耳边都将无疑地响起毛泽东响亮的呼唤声!
就是中国所有的变法都是没有成功的。悲哀
精神可嘉，效果不佳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民族资本主义集团有其懦弱性和两面性。 衬托后来居上的共产主义运动。
先列举各种变法的失败 再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制度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再引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说明共产党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才是正确的道路
历史伟人与百年富强梦
和每个人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梦，独立、富强、民主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华民族在20世纪取得了两项无愧于祖先的辉煌成就，一是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找到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鸦片战争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工业社会的挑战，中国社会原有的联系纽带已经不再适应。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中国必须进行再组织，才能在现代世界上争得一席生存之地。如何重新组织？以什么作为新的纽带？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不甘沉沦的先进中国人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直到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以此为指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它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孙中山提出了民族独立的目标，却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方法。在孙中山之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摈弃教条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的目标，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英勇斗争壮大了力量，赢得了民心，才终于在一百余年的战乱、屈辱和分裂之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并奠定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一百多年来，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富强的梦想，一代代不甘落后的仁人志士对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并实践了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改革者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及新的生产力，建立民主政治体制。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赞扬美国由民公举而非世袭的总统选举制，称道它的“众可可之，众否否之”的议会制度，然而他当时并没有建议实行。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洪仁玕、冯桂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之于“君民不隔不如夷”，提出设意见箱、报馆和新闻官以广采民情、广开言路。然而他们的建议仅仅是扩大咨询范围，离由民作主的近代民主思想还有相当距离。太平天国失败后，洋务派把“师夷”主张加以实施，兴办近代工厂、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把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第一次主动地大规模引进中国。但洋务运动三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反而更趋扩大，并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郑观应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进行商战，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要求在中国推行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要求转化为直接的政治行动。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严复等全面介绍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主张天赋人权的国家学说和鼓吹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变政”的实践，但他们的变法活动仅限于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中间，社会基础过于薄弱，在顽固派的反击面前一触即溃。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已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它完全失望，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然而政权很快就被北洋军阀攫取，人民重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中西现代化的比较中认识到，仅仅引进先进科技、创办现代工厂、兴办新式教育、建立民主政体，并不等于实现了现代化。在多数国民对改革不闻不问，旁观中立，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改革难以成功，难以摆脱专制的阴影。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离不开国民对救亡与改革的主动参与，离不开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
这些思想和实践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但每个人都有局限，先进人士甚至伟人也不例外，上述思想和实践或者是在中国处于危难之际的急就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从社会全方位考虑，一以贯之的改革方针，或者是“用古代理想和古代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因而，从1840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年间，无论经济、政治的变革，人文环境的化成，还是现代国民性的培育，尽管工作做了不少，但总体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过于缓慢，未收富强实效；或者变革徒有其名，封建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改革半途夭折，中国依然贫困衰弱。与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已经跨入工业国的行列，而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却仍然步履蹒跚，工业化与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远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的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展雄图的舞台，然而能否实现百年夙愿，还有赖指导者对于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虽然认识到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在党的八大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提出共产党在今后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但是，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思维模式束缚了他的思想，使他总是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阶级斗争。他所发动的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夸大了阶级矛盾和敌对势力的反抗，往往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既不符合在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又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因而在1978年之前，虽然中国的国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落后面貌却没有根本改观，甚至周边一些在二次大战后与中国同时获得独立，同时开始进行经济建设的小国，在现代化发展方面也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现代化方向。
现代化有多种定义，或曰工业化，或曰科学和民主，或曰独立、富强、民主、文明与法制，或曰工业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然而，无论怎样定义，它讲的都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与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其二，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反映其要求，并为之服务的一整套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其三，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构成、运用并服务于上述制度的现代化的人。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
各国进入现代化的途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触发因素各异，形成了因历史、文化和地域差别而各不相同的现代化道路。但无论走哪条道路，各国最终都必须在自己社会内部形成生产力、制度与人三者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才能使现代化具备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不采取各种措施使改革趋向这个目标，现代化就难以正常发展，即使有所发展也难免变形失真，步履迟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他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实行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170年来第一次踏上了一条正确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由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的，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焕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创造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对政治事务的自觉参与和管理，只有在政治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自觉主动地参与和管理，而建立在大工业与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又使人们最大限度地与市场相连，从而彼此相连。两者的良性互动构成了现代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一百余年来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认真总结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坚定地沿着他们所开拓的正确道路走下去，中国就必将在21世纪重新崛起，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