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对于洋务运动的看法
作者&投稿：壤荔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不屑一顾,依然贬称为“蛮、貊、夷、狄”。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古圣先王定下的垂之万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谁若对此稍有怀疑,就是大逆不道。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以与之抗衡,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制止“师事洋人”。至于外面世界的形势怎样,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不但懵然无知,而且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落后、腐朽势力的代表。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闭塞愚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保守成分积淀而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重伦理,轻科技;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成份。传统文化在培育人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培育了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对外则首重所谓“华夏夷狄之辨”,强调“以华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清末的顽固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不审时,不度势,面对发生剧变的外部世界,依旧抱残守缺,敌视一切新事物,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布成的满天阴霾中,他们的呼声太微弱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实施。洋务运动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其进行举步维艰。当洋务派拟招收一些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并聘西人任教时,顽固派官员即提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还有人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此下去,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更有人上条陈荒唐地说,洋务派所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是招致“久旱不雨”、“大风昼晦”的“不祥之物”。③针对洋务派修铁路的建议,有人反对说:“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④还有人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修铁路的建议被一再搁置。当数年后终于修了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时,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为借口的围攻下,竟不得不一度弃掉机车而用马拉。为了反对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9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
二、洋务运动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办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在经济结构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阶级结构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在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新事物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一律排斥的观念。过去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一方面是传统落后观念在作怪,另一方面也要归之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对近代科技的无知。洋务运动开始了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把许多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原来对之茫然无知,甚至还存在许多荒唐误解的中国人面前。人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文明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慢慢地澄清了种种误解,改变了错误的看法。人们开始知道,西方各国并非都是以前想象的“茹毛饮血”之辈,中土也不是处处胜西方。于是,盲目自大的观念日见萎缩,越来越多的人能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西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方进步文明引入中国。例如,在鸦片战争时期,有人视洋人的近代火器为“妖术”,曾欲以猪羊狗屎破之,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军也弃掉了弓矢刀钺,换上了洋枪洋炮;弃掉了木板舟船,换上了钢甲火轮。从皇室到达官显宦后来都用上了电灯,官府也使用了电报,并不因它们来自西方而排斥。后来连慈禧太后都不再相信照像会“摄人魂魄”,愿意让洋人为她照像。这足以说明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在兴办的新式企业中,不仅使用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应用西方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另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轻工商、轻科技、耻言利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在后。另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教育人们“君子不言利”,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这样,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早期维新派人士提出的“富民说”、“商战论”,可以作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缝越来越宽,中国人也就对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透过这道越来越宽的缝,外面的空气也吹入得越来越多,催发着里面的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一道缝的功绩,而不应该一味指责它把这道缝开得如何如何小。
三、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既是社会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推动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洋务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他们兴办了一批新学堂,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0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这些学堂都聘有洋人任教习,开设外语,格致(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各类专业课。从课程内容到学习方式,这些学堂都与旧式的学校截然不同。它所培养出来的,不再是满口诗云子曰,专习八股制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而是通晓外语和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并具有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新式应用型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然最初新式学堂不多,学生人数也少,但它是新的社会细胞,其生长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质变。虽然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还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初具近代化的知识结构,是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其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光靠在国内培养不行,必须派人到外国去学。于是,开始向海外派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海外留学生的队伍,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股洪流。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共120人。后来,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自此以后,清政府中央及一些地方督抚不断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派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激增。甲午战争之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不过200多人,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在1906年就有13000人。10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自费到海外求学。洋务运动为中国人赴海外留学之滥觞,这是它的一大历史功绩。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即为优秀的代表。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有的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这些译作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功不可没。在我们称颂海外留学生的作用时,不能不想到洋务运动开了海外留学之先河。其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实践能改造人。在洋务运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阔了视野,逐渐对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及文化的长处有所认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缺陷有所批判,产生了新思想,由封建官员发展为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主要人物中,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其中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写的《使西纪程》如实地记录了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而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本人也遭到朝廷的冷落和保守派的疯狂攻击。郭嵩焘还是我国第一位对中西哲学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人。薛福成曾是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者,他写的《富民说》可以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经济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则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企业家,掌管洋务企业20多年,他提出的“商战论”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这些由洋务官员转化的新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界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办洋务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思想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因而其思想影响较大。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洋务运动是他们生长的土壤。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施夷之长技以制夷
a 正 全球化的饕餮
b 反 全球化的同质
呵呵 这样理解不知可否 大家pp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首先，指出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这其中的原因固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是不触动封建制度，布新而不除旧，这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其次，充分肯定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表现在：第一，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第二，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第三，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一、 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不屑一顾,依然贬称为“蛮、貊、夷、狄”。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古圣先王定下的垂之万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谁若对此稍有怀疑,就是大逆不道。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以与之抗衡,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制止“师事洋人”。至于外面世界的形势怎样,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不但懵然无知,而且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落后、腐朽势力的代表。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闭塞愚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保守成分积淀而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重伦理,轻科技;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成份。传统文化在培育人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培育了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对外则首重所谓“华夏夷狄之辨”,强调“以华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清末的顽固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不审时,不度势,面对发生剧变的外部世界,依旧抱残守缺,敌视一切新事物,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布成的满天阴霾中,他们的呼声太微弱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实施。洋务运动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其进行举步维艰。当洋务派拟招收一些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并聘西人任教时,顽固派官员即提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还有人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此下去,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更有人上条陈荒唐地说,洋务派所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是招致“久旱不雨”、“大风昼晦”的“不祥之物”。③针对洋务派修铁路的建议,有人反对说:“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④还有人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修铁路的建议被一再搁置。当数年后终于修了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时,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为借口的围攻下,竟不得不一度弃掉机车而用马拉。为了反对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9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
二、洋务运动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办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在经济结构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阶级结构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在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新事物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一律排斥的观念。过去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一方面是传统落后观念在作怪,另一方面也要归之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对近代科技的无知。洋务运动开始了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把许多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原来对之茫然无知,甚至还存在许多荒唐误解的中国人面前。人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文明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慢慢地澄清了种种误解,改变了错误的看法。人们开始知道,西方各国并非都是以前想象的“茹毛饮血”之辈,中土也不是处处胜西方。于是,盲目自大的观念日见萎缩,越来越多的人能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西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方进步文明引入中国。例如,在鸦片战争时期,有人视洋人的近代火器为“妖术”,曾欲以猪羊狗屎破之,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军也弃掉了弓矢刀钺,换上了洋枪洋炮;弃掉了木板舟船,换上了钢甲火轮。从皇室到达官显宦后来都用上了电灯,官府也使用了电报,并不因它们来自西方而排斥。后来连慈禧太后都不再相信照像会“摄人魂魄”,愿意让洋人为她照像。这足以说明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在兴办的新式企业中,不仅使用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应用西方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另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轻工商、轻科技、耻言利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在后。另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教育人们“君子不言利”,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这样,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早期维新派人士提出的“富民说”、“商战论”,可以作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缝越来越宽,中国人也就对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透过这道越来越宽的缝,外面的空气也吹入得越来越多,催发着里面的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一道缝的功绩,而不应该一味指责它把这道缝开得如何如何小。
三、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既是社会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推动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洋务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他们兴办了一批新学堂,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0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这些学堂都聘有洋人任教习,开设外语,格致(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各类专业课。从课程内容到学习方式,这些学堂都与旧式的学校截然不同。它所培养出来的,不再是满口诗云子曰,专习八股制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而是通晓外语和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并具有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新式应用型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然最初新式学堂不多,学生人数也少,但它是新的社会细胞,其生长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质变。虽然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还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初具近代化的知识结构,是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其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光靠在国内培养不行,必须派人到外国去学。于是,开始向海外派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海外留学生的队伍,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股洪流。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共120人。后来,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自此以后,清政府中央及一些地方督抚不断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派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激增。甲午战争之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不过200多人,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在1906年就有13000人。10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自费到海外求学。洋务运动为中国人赴海外留学之滥觞,这是它的一大历史功绩。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即为优秀的代表。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有的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这些译作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功不可没。在我们称颂海外留学生的作用时,不能不想到洋务运动开了海外留学之先河。其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实践能改造人。在洋务运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阔了视野,逐渐对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及文化的长处有所认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缺陷有所批判,产生了新思想,由封建官员发展为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主要人物中,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其中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写的《使西纪程》如实地记录了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而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本人也遭到朝廷的冷落和保守派的疯狂攻击。郭嵩焘还是我国第一位对中西哲学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人。薛福成曾是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者,他写的《富民说》可以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经济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则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企业家,掌管洋务企业20多年,他提出的“商战论”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这些由洋务官员转化的新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界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办洋务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思想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因而其思想影响较大。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洋务运动是他们生长的土壤。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施夷之长技以制夷
a 正 全球化的饕餮
b 反 全球化的同质
呵呵 这样理解不知可否 大家pp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