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历史沿革——古老的建制 仙人渡镇的建制沿革
葛仙山镇(原名万年乡)历史悠久，其史可追溯东汉末，距今已有1800多年。东汉顺帝时，张陵创道教，设24治，境内葛仙山乃治所在地，名葛贵治。三国时，诸葛亮屯军植桑境内。《华阳国志》上即有“官桑”(即今官仓村)之名。唐时九陇县设两镇，一名棚口，一名木头，木头镇即今万年场。万年之名，源于元末明初，当时建场在严家河北岸，长约里余，开场时取一老人“要赶一万年”之语，遂名万年场，后毁于水。清嘉庆年间，建花园场于今花园村境内，后冷落而废。清同治三年，建场于今址，分上场、下场、中街、新街四段，鸭子河上桥名万善桥，严家河上桥名万年桥，均为风雨廊桥建筑结构，各街两头均有寨子门楼，在菜市坝寨子门上嵌有石匾，上书“古万年场”四字。解放前为万年乡。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万年乡名。1958年建万年人民公社，1983年撤公社恢复乡。二oO二年九月二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撤万年乡新建葛仙山镇，镇人民政府驻万年场，辖原万年乡所属行政区域。
汉江湿地的八大景之一“仙人古渡”，也曾是谷城县历史上的八大景之一。这个景致可是一个最古老、最知名的古渡口。一提到它，人们总有一种沧桑落日之感。汉江悠悠，千里流来，环绕谷城六十一余里，为谷城镶上了一道绿色的宝石。在那个没有公路，没有铁路，也没有桥，更没有飞机的年代，汉江曾是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的主要交通要道，因此，在汉江的往昔岁月里，沿途出现过许许多多的码头和渡口，而“仙人渡”就是谷城县汉江上的一个最重要也最有历史感的渡口。为什么叫仙人渡呢？这当然有一些来历。据《谷城县志》记载，此渡为谷城县东十里的真武渡。相传前代县令渡河避难于此，苦无船只，忽有一老翁驾一直木而至，大呼曰：“渡此生！渡此生！”县令乃乘而渡之，及登岸回视，老翁及直木已不知去处，县令恍然有所悟，知此翁乃仙人也，故以名之。至于这渡口什么时候被称为仙人渡的，那已是无稽可考了。有资料可查的，是明代人以“仙人古渡”为名把它列入了谷城的八大景之一，此后便有了许多吟咏这一景观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清人尚渭纶写的，值得一读。仙人去后渡空留，不见仙人见渡头；两岸平沙曾过客，一湾流水且横舟。远天帆影江村暮，落日雁声芦荻秋；槎返何年寻故迹，无边芳草绿芳洲。这位诗人追怀仙人，寻觅故迹，感叹时光不在，渡口长留。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后，一位晚清襄阳知府尹会一到谷城巡视时，写了一首《过谷城县》的感怀诗，摘抄如下：布帆秋饱筑阳风，古渡旌旗蔽日红。莫道袁曹争渡处，今来壤畔有田翁。查有关史料，了解到这位襄阳知府尹会一，字元孚，博野人。笃学纯孝，由进士以考功元外郎出守襄阳，任襄五年，政绩之一是修建了隆中诸葛武侯祠。此诗中的“袁曹争渡处”系有所误，细查史料，袁、曹争霸，并未到此。但诗中的“古渡”就是当年的仙人渡这是无疑的了。从“旌旗蔽日红”的诗句中，我们已可以想象当年这儿的繁华和热闹了。历史变迁，沧海桑田。和往昔的车水马龙相比，仙人渡早已远远地衰落了。它的上空有了高速公路，它的左右有了桥梁；它曾经有过的古树客栈已经不在了，旌旗更是没有了，但它还是一直不温不火地存在着，就像一副老式的家具，虽已不时髦，但人们还在使用，今天，仍然有人从这里由此岸到彼岸，延续着那一脉香火。历史总是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一些新意。汉江国家湿地公园的兴建，就是与历史接轨的一次整合，一个思想，一种观念，一种需求。这是一个好主意，保护汉江，再现古景，为越来越饥渴的城市提供绿色和氧气，为越来越疲惫的人们提供美感和清新。残阳古树，一叶扁舟，倒也可让现代人领略一下晓风残月的古意了。
（1）从“余杭”到“钱唐”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于“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
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
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属扬州。因外族相继入侵，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
（2）“杭州”之名首次出现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年），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年）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627~649年）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年）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822年），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从这时起，西湖之名益彰于世。
（3）吴越国的国都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世五王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
（4）南宋时的京城
在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佑四年（1089年），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年），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
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兴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5）浙江省的省会
元代在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行省治所（钱塘、仁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仍以杭州为省治。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路。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恢复较快。至正年间，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大有作用。所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为“天城”，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明代改杭州府为浙江布政使司治所。清代为浙江省兼杭嘉湖道治所。杭州府治均在钱塘、仁和，属县未变。明正德三年（1508年），郡守杨孟瑛继唐白居易、宋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拓展田荡3480余亩，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
（6）废府设杭州市
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有续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
（7）从新生走向繁荣
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国力不振，民生凋敝，杭州城市年久失修，工商业也困难重重，西湖的不少景点，大多残破不堪，有的已经废圮。1949年5月3日，杭州市才获得新生。
50年代以后，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先是将原有的八区改名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江干区、西湖区、艮山区、拱墅区、笕桥区；其后，艮山区并入下城区，笕桥区并入半山区，中城区大部分并入上城区，小部分并入下城区；1990年初，半山区又与拱墅区合并，成立新的拱墅区。属县则有萧山、余杭、临安、建德、富阳、桐庐、淳安七个县（市）。
50年来，杭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在工业生产上已具备比较雄厚的实力，门类比较齐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科技力量和耕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和园林建设，杭州的城市面貌已大为改观。杭州，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东南部风景名胜优异、人文古迹荟萃的名城。
（8）从繁荣走向区域中心城市
1996年，设立滨江区与高新产业开发区，实行同套班子，两块牌子，相应原属于余杭市的下沙、九堡、三墩等镇也作了行政区划调整。
2001年，杭州市辖萧山市、余杭市撤销市建制，设萧山区与余杭区。杭州市辖区由六个增加到了八个，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3068平方公里，人口由179万增加到373万。
从此杭州巩固了浙江省省会城市的地位，为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除上海的第二大中心城市。
